近日有人用手机发了段“快板儿”给我看：“五零六零哥，生在平民窝，家住小平房，吃饭围着桌……”吟罢，我回复道：尽管顺口、流畅，亦不乏怀旧的真实情感，但节奏缺少对比、变化，亦没啥人物、故事与趣味性，与传统曲艺的快板儿尚有较大距离。即使如此，我依然为之致敬，因为我在其中品到了民间文化的味道。

　　“历史上伟大的作家uedbet全球体育家都是一些胖娃娃，这些胖娃娃都是喝民间uedbet全球体育的奶长大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我对包括“顺口溜”在内的民间文学非但不敢有一丝的轻视，且一向诚惶诚恐，敬重有加。我认知里的曲艺传统，不仅是曲艺艺人世代相传的曲艺文化、曲艺精神，亦是其创造经典、成就名家、丰富自我的思维、智慧及其方法。面对当下温室“盆景”凋谢零落，大地“野花”竞相开放的曲艺生态，优秀的曲艺传统提醒我，“礼失而求诸野”，让曲艺回归到哺育它生长的民间去，那里才是曲艺之花永开不败的“源头活水”。

　　民间文化是曲艺的源头活水

　　歌德曾说过，“作品的价值大小，要看它所唤起热情的浓薄。”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曲艺作品是“小玩意儿”，更没有因为从事传统曲艺而妄自菲薄。当然也便没有某些大学者的“焦虑”，担心流行民间的“段子”成了当代整体文学的“符号”。我甚至不否认很多“好段子”让我叹为观止，令我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滋养与启迪。我的笔记本里摘录了许多“段子”品质的当代民间文学。我从来没有觉得它们会让我立竿见影地成长。但坚信“曲艺家的肚是杂货铺”，智者眼里“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东西”。相声大师侯宝林《醉酒》里塑造的那位“爬手电筒光柱”的醉汉形象，其原型就来自一则外国的民间幽默。由此便懂得，广泛“包容吸纳”是优秀的曲艺传统，是优秀传统曲艺生存、成长的根基与基础。只要做侯宝林那样的“有心人”，他们的思维、视角、判断、发现、方法等，会丰富曲艺人的“杂货铺”肚子，有一日终会变成超越自己的力量。

　　民间文化绝不仅仅是以历史面貌存在于世的，它也是富有活力的。我认识一位喜爱摄影的朋友，第一次见面交换名片，对比我的多种头衔，他则显得“寒酸”，名下只有简短的身份介绍：民间自由摄影人。可就是这7个字，让他走进我的记忆，且对他“肃然起敬”。不是吗，艺术原本就是追求个性与自由的事情，而个性、自由最广阔的天地不就是这位摄影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吗——民间。之后与其交往的过程，让我愈发明白“高人在民间”这话的有理。他的作品、见识真的比我“富有”。他对物质与名利看得很淡，人和作品都没有“玉树临风”的贵族气，但朴实、真诚中却不乏难得的鲜活与生动。那日，他听到我的称赞腼腆一笑：“比你们，我的优势就是少了道叫作‘采风’的程序，因为我本身就生活在‘风’之中;当年北京天桥所以出了个侯宝林，根本缘由是他自己就是天桥人。侯宝林生在天桥、长在天桥，他的爱其实就是天桥的爱，这是一种‘暗合’。侯宝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其实他们彼此情感本是惺惺相惜，其间没有一丝迁就与凑合。不像现在，爱被拿捏成了姿态……”

　　是的，民间文化就是生长在民众中间的文化，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与民众情感无间隔的文化。传统曲艺，惟有情感上与之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不断汲取其营养，从而得以健康与成长。

　　优秀传统是曲艺的生存智慧

　　曲艺文化包括曲艺知识、传统，而所有的曲艺知识、传统都源自于曲艺家对曲艺实践的总结、思考及其对曲艺受众心理的研究。传统曲艺及其曲艺传统是一本需要沉下心来深读细品的文化大书，浅尝辄止休想修成正果。依我一孔之见，曲艺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旁收博采，化他为我。尤其注重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中借鉴或汲取，从而丰富、拓展传统曲艺的舞台与空间。天津古彩戏法名家苏长发上台依然坚持“使口”的传统，其中的一段儿令我听着亲切：“天上有云，地上有人;人脖子上有筋，肚子里有心;山上有石头，河里有泥鳅;窗户装在墙上，烟囱装在房上……”我对它亲切是觉得似曾相识：它既像山东快书大家高元钧的《大实话》;也似山东琴书名家姚忠贤的《正反话》。显然，《大实话》与《正反话》比它“艺术”许多，已经由当初“什样杂耍”艺人撂地的“使口”的“活”，被曲艺人加工、提高成当之无愧的传统曲艺艺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今天的传统曲艺的委靡不振，似乎与这种改造、提升的能力退化不无关系。台湾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说：“中国的艺文，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还是两者并具的，大致上都可以分成三大区块：一是知识分子艺文，二是通俗艺文，三是民间艺文……民间艺文的作者也就是表演者，由于创作过程是全程面对听众或观赏者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听众和观赏者当时反应的影响，他们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互动。这些创作过程中的互动会影响到作品，也就是每一次说的故事、每一次唱的山歌、每一次跳的舞蹈、每一次演的小戏，都很难真正原貌重现的原因。”由此我想到了“一遍拆洗一遍新”的曲艺艺谚，无疑，它是一种曲艺文化自觉，亦是一种曲艺智慧结晶;是一种优秀的曲艺传统，亦是曲艺其“民间文学”本质的具体阐释。

　　重视“书外功夫”，强调“探底寻根”，即“不说糊涂相声”、“不说糊涂书”，同样是重要的曲艺传统。我的恩师、曲艺名家赵连甲曾经给我讲述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他在济南某书场听山东评书名家傅太臣说新书《铁道游击队》，演出散场时一位观众上前冲傅太臣自我介绍：“我是《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傅太臣匆忙让座献茶，并征询刘知侠先生对他改编评书版本的意见。刘知侠性情耿直，坦言相告：“该书的主人公刘洪、王强等人以开炭厂为掩护，组织并逐步扩建打击日本鬼子的铁道游击队，我写的原作里并没有这期间警察局长与伪军头头为一寡妇争风吃醋的情节……不知你为何要画蛇添足?”傅太臣微微一笑答道：“说书最重视故事的合情合理，我增添这一情节无非是为了让整个故事合理，你在原作中反复强调日本鬼子的阴险狡诈，在沦陷区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设户长、甲长、保长等等。如此戒备森严的监控，突然来了群年轻力壮的陌生汉子到此大张旗鼓地开炭厂……无人问、没人管，这合理吗?于是，我才添加上了这段俩坏头目‘争风吃醋’的情节。如此，岂止是利用这类‘八卦’的事调动听书人的关注呀，我还想告诉诸位：开炭厂的人早就引起警察局与伪军们的注意，只是两位头头为了赢得美寡妇的宠爱，各自打着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即都想暂放这群不明身份之人一码，以寻机会令其帮自己除掉情敌，之后再与这拨人理会……”傅太臣不疾不徐的一番话，说得刘知侠心悦诚服，拱手连声言道：“有理、有理，你这哪儿是改编呀，完全是重新创作。”之后我追问连甲先生：“‘借刀杀人’在后边的书里傅太臣先生有否交代呀?”先生告诉我：“交代与否都不重要——让故事的‘根由’合乎情理，说书家便自信;做足幕后功课，是曲艺家的基本素养。”

　　中华美学是曲艺的精神依托

　　中国古典uedbet全球体育理论中有“谣谚皆天籁自鸣”之说：“谣”者，即是徒歌，多为引车卖浆等劳动者所唱;“谚”为“传言”，即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些简短精练的韵语。我始终认为，传统曲艺恰如“谣谚”，它带着大地泥土的芳香，是生活土壤中自然生长的“花朵”，朴素且优美。

　　今天传统曲艺的衰弱，根本原因是曲艺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出现“偏移”所致。10多年之前，我与两位知名曲艺家到一所以“学曲艺”为课余活动特色的学校考察，其间我对同学们说，学曲艺，就是爱中国，因为它发源于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学;学曲艺，很高尚，因为它始终以为“引车卖浆”等劳动者服务为荣……讲到此时，引起同行的一位老先生的不满，他打断我的话说：“说书家曾被请到宫里给皇帝说书……”显然，既使在有些得益于为民说书而成名成家的曲艺前辈眼里，得到“权贵”、“上流”青睐，才是值得炫耀的价值。这让我想到今天从事传统曲艺的人，其价值参照物几乎与“扎根民间”没有多少关系了，评断乡情乡音之曲艺的“标准”只剩下了“获奖率”与“上镜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家，曲艺依附的“皮”最终并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它与大众百姓的真情实感。

　　明代作家冯梦龙直言“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所以“真”，在于它来自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而深得民心的“民间文学”，往往世代流传;那些趋炎附势的“诗文”则顶多“昙花一现”。

　　当下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读物之一是民间文学月刊《故事会》。它因为有400万的长期、固定读者，被某些外国汉学家称为“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与之同一时期，以“妙说故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曲艺，却遭遇发展瓶颈，受众日渐稀少。形成于此的缘由错综复杂，但本人却从来不信“曲艺趋向衰亡”的观点。我的理由来自当年民俗大家钟敬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故事和人类语言共存”。只要人类的语言存在，人间的美妙的故事就会发生;只要传统曲艺回归到生它、育它的民间去，一定会有汲取养分、施展抱负、大有作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