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上海书展期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汪涌豪，华东师范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谈中国古代文学史，活动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主持。

　　作为2018年上海书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汪涌豪，华东师范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和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于8月19日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进行了一场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题的对谈。

　　对谈由鲍鹏山教授讲述“一个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开场。他于近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中国人的心灵》是一本融入了强烈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解读上至《诗经》下至《红楼梦》三千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寻找在文学中避难的心灵”。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史？什么样的人需要文学史？从大学中文系的专业教育来说，学文学史是专业要求，作为中文系学生，必须对中国文学史有系统性的理解。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学里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是以系统性、知识性为特色的。但《中国人的心灵》是为非专业读者写作的文学史，写给广大文史爱好者，更多地是‘描述’，而非‘论述’。”

　　鲍鹏山表示，写作《中国人的心灵》这本书的缘起，是希望写一本立足于名家、名著的文学史。一般的文学史，往往是作为中文系的教材，注重知识性、系统性，强调文学史的前后传承；但他希望能以点带面，集中于某一位名家，比如李白；或者某一部名著，比如《史记》，“感性色彩多一些”。

　　“要对文学史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上有一些了不起著作，都不是论述。《老子》、《道德经》可以说是论述，但是《庄子》是描述，《论语》是描述。描述得好，也能更好地呈现某些事物本质特征，而且更感性化。这样我们阅读的时候会有更多趣味，更少一些障碍。这是我写作的初衷。”

《中国人的心灵》

　　骆玉明教授曾与章培恒先生合著有《中国文学史》，独立著有《简明中国文学史》，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教材。他提到，写作一本教科书式的“中国文学史”有诸多限制，他最想写的是一部“偏见文学史”。

　　“文学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有双重性，首先是学术性研究著作，研究程度有多深是另外一回事，对民族的文学发展过程、以及当中重大环节、经典的作家和作品，必须有一个系统性的描述和论述；论述部分可能更重要一些。另一种性格是教材，主要是大学教材，是教科书。”

　　“作为教科书有好处也有缺陷。好处是，教材要求有一定精深程度，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要相对充分，一句话不敢轻易说，总是要考察很多资料，吸收很多研究者的想法，来做斟酌。它的弱点则是，不能尽情随意写，写的时候要考虑是当教材来使用，不能只体现作者个人的研究结果和理解，还要体现至少在这个时代里大家的基本共识，不能有太多有个人见解。如果你要写一个新看法，这个看法不能太怪僻，不能太个人化，要跟共识相结合。因此文学史会写得比较死板。有人在我课堂上听文学史，他们就说，你讲的文学史比写的好多了。因为讲课的时候稍微自由一点，有一些发挥或者是有一点偏见。这个‘偏见’不是贬义的，我很想写一本‘偏见的中国文学史’，只表达个人见解。”骆玉明说。

　　他举例说道：“有些作品我不一定喜欢，但它确实是名文，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句子很美，很多人都会背。但我不喜欢，整篇文章推进的过程里一直是摇曳的状态，像一个人每走一步就照照镜子，这不好看。这就是‘偏见’，我所谓的‘偏见’不是贬义，而是个人想法，这个不好在文学史里谈得太多，因为你必须跟共识取得平衡。”

　　骆玉明认为，鲍鹏山写作《中国人的心灵》一书，没有按文学史的模式来写文学史，而是更多地表现个人想法，“就像项链是用珍珠串起来的，他只把最好的珠子挑选出来呈现给读者，有自己的个性。”

　　他指出，读书实际上是感情交流的过程。我们读《诗经》，是《诗经》作者的生活和情感经验，用语言形式封存下来，而我们再将生活情感和经验投入其中，这个作品便重新活了起来。

　　“比如《诗经·陈风·月出》，鹏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美的一首诗，我也接近于这样认为。但我们不是通过作者的介绍认识这首诗，我们面前有两个对象，一是诗本身，二是鲍鹏山的阅读方式。他给你一种体验，解释这首诗的一种体验，你可以再去体会它。”骆玉明说。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鹏山的解读和郭沫若就不一样。郭沫若的解释是月光下走过体态美妙的女孩。女孩走在阳光下有一种活力散发的美感，但月光下走就一种朦胧、梦幻的美。‘劳心悄兮’，郭沫若的解释是，女孩在月光下走，她心里有一种忧伤的苦恼。不过这个句子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看见这个女孩的男生他心里很忧伤。我觉得后一种解释更合理一些，我们能够感受到遥远的时空里一位美丽女孩带给我们的杀伤力。”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陈子善教授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写文学史的传统。“从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到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合写的《中国文学史》，都是经典。如果梳理脉络，研究复旦大学几代学者对古代文学史书写的演变，我觉得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我觉得鲍先生这本书是‘一个人的古代文学史’，是他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和领悟。我觉得他试图打破既有的文学史书写格局，把他自己对文学史看法有文采地表达出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言之有物。对于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是一本很好的读物。”陈子善说。

　　汪涌豪教授则表示，“鲍鹏山对文学的欣赏，是和古代结心，不是外在地分析诗歌，说这个诗歌内容是什么、形式是什么，而是努力和古人结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在于叙述，而在于破解。”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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