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近期迎来了115周年庆典暨第十四次社员大会，社长职位再度空缺。相比讨论社长人选是谁，“空缺”似乎更能触碰到业界对这一名社的情感定位。西泠印社自1904年立社以来，共有过7任社长，但其间总共有60年的时间社长职位处于空缺。面对西泠印社这样一家以社长职位空缺为常态的学术机构，今天的人们或许不太习惯，大家似乎对大热门、淘汰、几进几这样的情境热度更高。人们的眼睛盯着“空”，期待空缺的机构广发英雄帖，相关的“候选者”早已跃跃欲试。我们不禁要问：空缺里到底有什么引得人们急于去填？

　　当一些人认为填上空缺能带来直接利益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西泠印社为什么甘愿社长一席长期空缺。与之相反的是，如今一些学术机构更看重主动为自己的学术明星制造在公众面前“露脸”“发声”的机会，结果端出了一碗碗大众都能享用的“鸡汤”。哪一家不懂得利用资源为自身造势、拉人气，似乎就掉队了。诚然，学术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社会关注度，但更应该习惯坐冷板凳，不应该用商业炒作的逻辑去看待每一次的“机会”。具体到文化艺术领域，急功近利也是对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文化的传承不是选出一个社长、利用名人的名气就能立马奏效的，而可能是几代人的长远努力，最恰当的人选也会伴随着文化的兴盛出现。作为社团组织，西泠印社以宁空缺毋凑合的态度践行和保持着对传统文化发展繁荣的信心，宁肯社长空缺也不迁就，坚持社长人选的德高望重、艺坛巨匠标准正是体现了西泠印社对艺术的尊重、对文化的崇敬。

　　西泠印社在其创立之初，仅是发端于杭州孤山西侧的民间文人小社团，目的是为了挽救清末印坛衰败的颓势，为印坛谋得一片净土。与当时其他兴盛的社团相比，西泠印社可谓微不足录。如此社团，缘何在延续百余年中表现出日趋昌盛的势头，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力量让人深思。西泠印社自建社之初即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把“印学”与“金石”并列研究，而不局限于篆刻的“雕虫小技”，使印社向学术迈出了开拓性一步。四位创社人丁仁、王褆、叶铭、吴隐齐心协力、内守外联，为印社的前期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可贵的是，四人虽都在金石印学上有极高的造诣，却相互谦让谁也不肯出任社长。直到1913年，才推举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此时距创社已过近十年之久。高风亮节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境界，西泠四君子的谦让为小小的印社种下了真诚的种子。也正是这种风气影响着其他社团对自身的深度思考。想发展，正统的传承才是摆在社团面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故而，敬重文化是一种情怀，为此可以不计个人得失。

　　有人会说，社长职位原本是虚职，物色人选时应该选择能为社团发展带来好处的人。然而，金石篆刻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很高，在篆刻界，西泠印社则具有独特的文化号召力，所以对于社长职位的人选社内表现出相当的谨慎态度。文化巨匠、学术泰斗或艺术大师，这些基本条件不仅关系到印社的权威形象，更关乎从事印学研究者的情感归属。假如物色社长人选的初衷不纯，社团也难有心有力做到事无巨细，难以用严密的行事宗旨和标准规范社员行为。

　　相比于西泠印社，近年来花样繁出的山寨社团就更爱做“表面功夫”，在正规社团得不到的位子、头衔，就要自己制造出来，与这些山寨社团相对比，西泠印社回应给我们的是对专业的尊重和对文化的敬重。“对当下不迁就，对未来有信心”既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又是一种期待。昙花一现的山寨社团虽冠了以假乱真的头衔，捞到了虚名，在文化上却失去了应有的真诚，也正是其“短命”的原因所在。

　　当然，为西泠印社社长空缺点赞并不是说非如此不可，大德大才出任艺术社团领头人，对于推动社团和本艺术门类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西泠印社每任社长在位期间都为印社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他们的努力正是基于对文化传承的敬重，对专业研究的尊重，才使社团真正发展壮大。吴昌硕以开放的胸襟积极推动印社参与到国际艺术活动中，扩大了社会接触面，对增强印社知名度和海外影响力起到重要作用；马衡以“现代金石学”奠基人的成就推动并影响着西泠印社从传统走向现代；张宗祥积极提案推动西泠印社恢复社内活动，为印社上世纪50年代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沙孟海积极推动金石印学的理论建构，努力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把印学进一步国际化；赵朴初鼎力促进建立中国第一个印学博物馆，为印学研究发挥更大作用；启功、饶宗颐以文化大家身份对印社发展起到积极推动和影响。可见，无论大家小家，从事文化工作凭借的是对文化的信仰，否则借助平台做再多的事，终究与文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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