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生活》是我和批评家张莉对谈文学的书。跟张莉聊文学很开心，因为张莉有很好的知识储备，最关键的是张莉真的很懂文学、懂小说。批评家不做虚构性工作，所以每当谈起文学时都是从一套体系出发，时代、美学背景、文化风格、人性、民族，从这些话题出发去映照小说。批评家真正用手指摸到小说的人不多。而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其实不懂文学，我们就知道写，我们感受到一些东西，用种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人们把它命名为小说。通过一篇小说呈现怎样的历史、呈现怎样的时代，这不是作者想的事情，是他这个小说呈现的过程中，很可能跟这些话题合上了。

　　所以批评家和作家，理论上是很好的聊天伙伴，其实是过不到一起去的“两口子”，一个是川菜，一个是淮扬菜，如果两个人相敬如宾，你吃吧，你吃吧，过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但生活在一块不一定行。张莉是可以跟我吃到一块的批评家，从我俩“过日子”的方式里面能感觉到，我也是一个可以和她吃到一块去的小说家，所以我们在一起聊就很容易。

　　张莉在出发之前，大的思路捋得特别清楚，我甚至都不用考虑吃完午饭聊什么，她开一个头，聊三四个小时，等到吃晚饭我们就吃晚饭，晚饭之后进入哪一个话题，我就顺着她走就行了，特别简单。我聊得很简单并不意味着我对这本书没有要求，我内心是有要求的。我这本书给读者之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和张莉一起完成的。从我这边来讲，我要让读者看到的是具体的那个叫毕飞宇的人，他的文学、他的小说。

　　虽然我们两个都不是学哲学出身，聊哲学可能更有意思，那些大概念，你刺激我、我刺激你，谈完以后两人都很嗨，那些问题有很好的批评家、学者、教授去做，它们是学问，是历史。我坚信读者从我这要得到的应该是非常具体的文学话题，甚至可以说是跟具体的个人生命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文学，或者个体生命在小说里的具体体验，我们两个彼此挖掘、激发的就是这个东西。

毕飞宇、张莉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本书是小的。一个好作家让读者最后发现的是这个人的生命，他的内心，这才是一个作家最牛的事情。否则人家去看哲学、看历史，看一个作家的诉说干什么呢？你要有能力把你的胸膛打开，通过一个特殊的光学装置，你必须把自己提供出去。所以我所有的愿望就是小，就是具体，具体到把这么大一个包装盒子打开，里面有一个小盒子，再打开，里面又有一个小盒子，再打开，里面有一个塑料的小袋子，最后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光学装置，因为他有很好的信誉，他的读者透过这个光学装置知道他不骗人，这才是成果。

　　虽然我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但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踏踏实实地把一个作家该说的话说好。而不是因为做了教授，出于虚荣我必须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教授，以教授的身份去说话。多亏了这本书，我避免了我的虚荣，我收获了我的诚实。我避免了一本糟糕的书，我收获了一本不完美但是特别像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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