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社交平台的出现，突破了人们的传统交际圈，认同感的产生不再受人际关系限制，他人的情绪能够通过网络被认知，从而映射到自己身上，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共情”或者“同理心”。以微博、抖音等社交软件为例，平台设立了开放式的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区，用户可以自由发表想法和观点并与其他用户互动、交流，通过内容的分享能够简单地实现用户间的情感共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共情不仅能在网络中激发积极力量，也可能被利用从而产生不良影响，相关现象值得注意。

　　共情——为网络带来能量与温度

　　“共情”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兰塞姆·罗杰斯从治疗心理疾病的角度提出，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景下做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详细来说，共情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其中前者指的是在认知上对他人体验的一种理解，包括目的、信仰等，能够接受他人观点，或者能将自己带入到特定情景或人物中；后者指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是一种感情瞬时体验，能够以相同的情感做出反应。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往往表现为另一个个体的感情会激起我们自身的感情，继而让我们在心里重现他人的状况，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

　　毫无疑问，共情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在此次疫情中，共情的作用也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一方面，共情心强调对他人状况和情绪的关注，比如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聚焦对患者的安抚、对疑似病患的宽慰。一系列“加油武汉”的宣传片、多位歌手为疫情精心制作歌曲和MV等报道多次登上微博热搜，“隔离但不隔绝爱”等口号调动起公众团结一心的情绪，对于受灾群众的关切、支持，甚至是焦虑，都能让公众感受到温暖。共情使人们能够理智对待疫情，理解他人的感受，而不是一味抵触湖北人、武汉人，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

　　此外，共情还会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意味着个体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自觉自愿行为。在疫情期间，有部分被感染的患者，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无法得到及时诊断与治疗，在网络发布求助帖。广大网民在收到相关信息后产生共情，积极奔走相告，联系救护车、媒体等，为患者尽快得到救治而努力。也有身在国外的游客得知疫情消息后，组团运回几十箱口罩。这种自愿、基于信任与共情产生的利他行为，也为抗击疫情增添一抹温度。这样的共情不仅停留在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层面，而是在情绪被调动后，由此开展实际行动，将共情化为帮助行为，为疫情防控奉献自己的力量。

　　共情在网络中的产生与感染，得益于信息时代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联网全民、共享、交互的特性，打破了空间距离，使公众在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再能独善其身。文字、图片、短视频、长视频、虚拟现实，各种媒介都在促使受众体会灾难发生时带来的特殊共情。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也使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变广，尤其是真实信息能够即时迅速传播，既可以阻碍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可以减轻人们的信息焦虑，让每个人都可以无时差地关注到具体信息，强化面对灾难的共情，并将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

　　共情——是不是舆论骚动的因子？

　　然而，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不仅是积极的信息能带来共情，负面或者消极的内容同样能引发受众共情。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部分网民表现出过度焦虑的情绪。如果说口罩脱销，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储备和产能的问题，疯抢双黄连、酒精等医疗物资的现象，则很可能是由于对信息真假、科学性缺乏判断能力，从而导致共情泛滥、过度紧张。网络也曾有段子来调侃这种焦虑，“四肢酸痛是躺床上手机刷多了，口干咳嗽也可能是瓜子干货吃多了”。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共情泛滥的存在，人们有时无法把其他人的状态同自身分离开来，容易将别人和自己的痛苦混为一谈。过分关注负面情绪，过度感同身受，从而背负过多的心理压力。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媒体报道在新技术运用方面更加熟练、开放，其视觉传播力大大增强，有利于通过直白、强烈的视觉体验促进共情的产生。而为了获得“体验式”的、有“沉浸感”的新闻作品，多数媒体也选择将共情贯穿于采编的过程。媒体的渲染，使得网民能够很快对其产生情感反应，而较少地纠结其中的逻辑思考。例如媒体曾对女性医护被集体剃成光头的场面进行报道，新闻中还将剪下的发辫进行特意展示，并给医护掩面流泪等画面特写。通过媒体的渲染，观众产生了强烈共情，但是却是愤怒与反感的负面基调，不仅破坏了媒体公信力，也不利于稳定社会舆论。

　　其次，互联网作为一个言论广场，具有很强的“广场效应”，即处在网络广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互相感染的情景。信息时代的虚拟性、交互性和开放性使同样对疫情事件有求知欲的网民快速聚集在一起，人们很难保持自己强烈的自我意识，容易被其他消极、负面情绪影响，产生共鸣，形成网络广场效应。例如，疫情期间公众把双黄连当良药，以“大家都买我也要买”的心态抢购，甚至连兽用双黄连、双黄莲蓉月饼也销售一空。几乎是一夜之间，双黄连脱销的信息就在各个资讯平台上散发，互联网时代舆论风向变化迅速，任何信息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过度反应，更容易形成共情泛滥。

　　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使公众正在失去共情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社会化，因为人的面对面交流对训练共情能力很有必要。但互联网的存在并不能对此起到补充作用，这就较好的说明了部分用户表现出来的共情缺失。例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曾利用工作便利，用手机拍摄新冠肺炎患者的姓名、家庭详细住址、工作单位、行程轨迹等基本情况并公开散布，这样的共情缺失，不仅造成相关人员高度恐慌，更严重影响患者的家庭安全。

　　除此之外，信息的泛滥、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前后，会使受众变得麻木。以新媒体为例，最近一段时间内微博热搜几乎全部是有关疫情的。虽然国难当头，为疫情让路理所应当，但当疫情信息泛滥，每一个患者变成冷冰冰的数字，带给受众的也会从最开始的冲击、悲伤变成逃避，甚至漠然。面对疫情，究竟每个人每天需要多少关于疫情的信息？这恐怕是业界与学界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

　　信息时代，应倡导什么样的共情？

　　共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合理地进行引导能够形成强大的情感资源，并促成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成为传递真善美和减轻冲突的影响因素，相反，公众的认知由于受到主观判断和刻板印象的影响，本身更偏向于相信那些更为负面的消息，如果任由网民的共情发展，其中的不安全感和情绪传染会成为各类负面信息传播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引导公众面对疫情、面对其他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产生的共情，需要各方联动，共同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最易产生与传播谣言，政府应率先做到信息公开，避免公众的共情被“带节奏”的不法人士利用，也应该注重居民的心理健康，避免由于共情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疫情期间多地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便是良好的措施之一，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与共情和谐相处，不被负面情绪裹挟。

　　此外，面对灾难，网民大多都依靠新闻报道产生共情，而新闻生产也离不开共情，作为一种隐性的“情绪传播”，媒体不应简单地诉诸情感，而是要持续增强内容深度，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内容、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公众也应从自身出发，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正确分别信息泛滥时代的各类消息，做到基于理性的共情。时代在数字化，但情感永远不会。文字、图像、视频等媒介在数字化，但引发的共情不会。共情，是信息产生温度的内在机制。做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乃至日常网络中的共情引导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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