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东流至此回

——诗歌同质化现象的透视与捄正

　　现代新诗经历了百年征程，取得的卓著成就有目共睹。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高原和高峰，已有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支撑，笑纳一切利我、利好的评价。反过来说，我们对新诗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具备了足够的文本自信和反思能力——包括理论更新和自我发现、自我纠错的勇气。

　　近几年，新诗的步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丢掉了一些东西？是否放缓一下诗歌“GDP”的增速，等一等传统修辞，等一等大众审美，等一等热心的读者？毋庸置疑，批评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通过语言的鞭策，观点的交流和交锋，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翻开当下的一些文学刊物，不难发现，诗歌作品同质化的现象确实非常严重。重修辞，轻叙事，虚思想，措辞越来越陌生化，造句越来越“作业”化。一些诗歌，除了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比喻，读者已经很难从中获取传统的、正常的阅读收益，更不要说是思想共鸣，精神共享了。读者每每读到这类新鲜出炉的诗，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觉得这些分行句子，长着一副大同小异的脸孔，很像是同一个爹妈生出来的。语言同质化衍生出的违和感，文字近在眼前，现实远在天边，熟悉中的陌生，将越来越多的读者拒之门外。

　　谈到诗歌同质化现象，《星星》诗刊主编、诗人龚学敏认为：“诗歌创作的同质化现象跟时代发展有一定关系，跟当下诗歌写作追名逐利的功利心有关系。很多人写诗迎合刊物，就容易发表；迎合评奖，就容易获奖；迎合大众，就容易获得转发点赞。一个真正的诗人要避免同质化现象，就要摈弃功利心，要写出特色，要对世界具有细腻独特的认知。在一个大家都追求同质化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是很冒险的：当大家都在迎合的时候，有特色的作品就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于是很多人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如果一个诗人没有一两本‘走得太远’的诗集，他将来会后悔的。因为如果我们都写一样的内容，抒一样的情，都在队伍里整齐地走，百年后别人再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整齐队伍里的诗人是没有辨识度的。”

　　我非常认同龚学敏老师一针见血的看法。他的话同时引起了我另外的思考：为什么这样写就能“迎合刊物，迎合评奖，迎合大众，容易获得转发点赞”？是不是我们的创作方向出了问题，诗歌评判标准出了偏差？为什么“这样写”就能得到刊物、评委的青睐，“那样写”就是很冒险？明知故犯的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根源。也就是说，龚学敏老师指出的是造成诗歌同质化的外因，而我更关心的是同质化诗歌产生的内因。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怎样同质化的诗歌，才能在刊物、评委那儿通行无阻，一路绿灯？

　　带着这样的疑问，结合此前的阅读认知，我对当前的诗歌进行了一次技术层面的对比审视和抽样剖析。我发现，当前诗歌同质化的痼疾，主要存在下列两大症状：

　　第一，“机器诗”喧宾夺主，无机叙事造成语言风格同质

　　在我看来，诗歌同质化的“罪魁祸首”，就是“机器诗”。千人一面的“机器诗”创作模式，导致诗歌的形式不断窄化，思想不断矮化。诗歌审美永远停留在“形而下”，而不是“形而上”。滥用陌生化写作的恶果，就是催生出大量的”机器诗”。

　　“机器诗”是我2018年初在《“机器诗”的套路》一文中提出的概念，是指那些与机器人创作的诗歌高度相似的作品。这些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句子各自为政，能够随机分行。它的“最高纲领”是炫技为荣，晦涩为高。

　　为什么每次谈诗，我都离不开“机器诗”？因为我发现，不少草根作者喜欢写“机器诗”，一些成名成家的诗人，也放下身段，不惜改变自己的风格，甘心情愿接受“机器诗”的“招安”。说句不大形象的比喻，“机器诗”俨然“整容脸”，社会流行整容，大家便纷纷都跑去整容，完全忘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常识。

　　显而易见，“机器诗”对中国新诗的伤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对“机器诗”进行全方位“望闻问切”式的会诊，就无法找到诗歌同质化的症结所在，疗救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

　　为了掀开“机器诗”的盖头，让大家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下面我具体操作一下“机器诗”的创作流程，让大家见识一下“机器诗”是怎样“横空出世”的。

　　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至今仍然受到数量众多的中国诗人热捧。非常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位西方老前辈的许多作品，都是“机器诗”，倒读、跳读、混读，怎么读都可以，诗中的句子可以随心所欲分行。《愤激的沉思》就是其中一首。

《愤激的沉思》

风暴让风车展翅飞翔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着空虚

你因同样的法则失眠

灰鲨肚皮是你那虚弱的灯

朦胧的记忆沉入海底

在那里僵滞成陌生的雕塑

你的拐杖被海藻弄绿

走入大海的人返回时僵硬

　　根据“机器诗”的创作套路，我的做法是：先复制一首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诗歌在W文档。然后开始换主语，再换谓语，最后换宾语。以下就是我对《愤激的沉思》这首诗的“洗稿式原创”：

《一场春梦》

黑暗让光明移步换景

在欲望的眸子里碾压着激素

我咀嚼着异性的气息

有声有色是青春奔放的力

模糊的影子倒立在大地

至此定居成原始社会的良民

山峰的形状被时光抽动

从太阳里出来时只剩阳具

　　对一些“命题作文”，则可以这样去套写：

《长白山遐想》

雪水让时间倒流上溯

在白的光芒里分享着喜悦

巨石以挺拔的姿态蓄锐

雄性逶迤是你那解馋的眼

雪终于同意脱下内衣

在此地融化成销魂的天堂

你的长把你的白弄哭

走进大山的人返程时虚脱

　　为了洗白这种变相抄袭，防止被人抓住把柄，多数作者会在“创作”“机器诗”的时候，在措词、分行上，故意增减一些句子，甚至将几首诗的部分句子套写后嫁接成一首，让套写作品与原创作品更“陌生化”，更有“深度”，让读者不能轻易对号入座。总的创作方针就是照葫芦画瓢，先确立一个主题，然后把句子捋顺，尽可能多整点比喻、通感出来，主谓宾愈混搭，陌生化愈强，效果更佳。当然，也有个别偷懒的作者，因为套写不够彻底，对某些精彩的句子完全照抄,被读者当场“抓获归案”。报端公开披露的那些抄袭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亲自动手体验一下，几分钟时间，你也可以炮制出一首能够与诺奖诗“等量齐观”的作品。

　　为此，我曾写过一首《“机器诗”的自白》，道出了“机器诗”创作的荒诞：

　　“我的看家本领是诗道尊夷/以套写西方诗歌为能事/专门拼凑毫无逻辑的句子/我是名副其实的万能诗、魔方诗/正读，倒读，跳读，乱读/悉听尊便/无论怎样随机分行/都能让你读得眉飞色舞/津津有味。

　　我的诗是一堆语言浆糊/我的广度就是词典的广度/我的深度就是机器的深度/乱七八糟的句子/能够读出诗人的灵魂和思想/说明你具备了王公大臣的本领/特别擅长夸耀/皇帝的新衣。”

　　“机器诗”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吊诡性，它的机械叙事手法与陌生化写作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机器诗”不象口水诗那样直白，句子的生成或多或少具备常规诗歌的某些特质，乍看起来，你不能说它没有一点深度，没有一点诗意。这正是“机器诗”的与生俱来的吊诡之处。接触伊始，我们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常态诗的陌生化叙事和“机器诗”的无机叙事严格区分开来，经常会把诗歌的晦涩性与“机器诗”的机械性混为一谈。这正如在没有发明“精神病”这个名词之前，我们会看到某一类人，逢人便笑。我们只觉得这个人有些不大正常，但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病。一些作家遇到这种精神病人，会把精神病患者的“笑”概括为良善、包容，和蔼可亲。殊不知，精神病患者的“笑”，实际上是变态的“笑”，扭曲的表达已经完全不能等同于正常人的笑。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笑”纯粹是精神病患者所为，再深入讨论这种笑已没有什么意义。

　　“机器诗”看似创作难度大，修辞套路深，其实一点也不难写。除了对着西方诗歌照猫画虎，实行“拿来主义”，还有更方便省事的办法，你可以将一些文学刊物的目录抄下来，稍微调整一下个别字句，就是一首质量不错的“机器诗”。这种自欺欺人的“陌生化写作”，在某些诗人眼里，就是“语言高度自治”。

　　“机器诗”之所以在诗人圈子里有这么大的“市场认同”，主要是“师道尊夷”的结果。许多西方诗歌，甚至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歌，基本底色都是不折不扣的“机器诗”，这些打乱分行顺序都能读得通的作品，为某些诗人投机取巧的套写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为文学审美靠的是读者的直观感受，如果不熟悉“机器诗”的套路，就很容易被它无中生有的“深度”愚弄。

　　所以，提出“机器诗”的概念，不仅是理论需要，更是大势所趋。“机器诗”问题不解决，优秀作品就会被合理排挤、打压。多年来，某些诗歌编辑和评委习惯了用“机器诗”的标准选稿、评稿，如果诗作缺乏“机器诗”无厘头的“创作深度”，就会被淘汰出局。

　　有的作者也许会反驳说：“我写的诗，确实是我呕心沥血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决非像你讲的那样是照着西方诗歌乱套乱写。”我的看法是：不管模仿套写与否，作者主观愿望如何，只要你的文本与“机器诗”的特征完全契合，能够倒着读，说明你的作品构成了“机器诗”的客观要件，具备了“机器诗”的属性，句子的生成，有意或无意染上了机械叙事的通病，依然停留在无机叙事层面。而无机叙事的“乱说乱写”，完全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纲常伦理，它与疯子的“笑”，其性质是一样的。

　　“机器诗”的先天缺陷是“诗到比喻止”。它的修辞手法，永远停留在比喻层面，其它修辞手法，诸如双关、歧义、映衬、移就、层递、拈连、仿词、错综、兼用、借代、比拟、反讽、反语、顶针、摹状、象形（图画诗）等等，诸多的修辞手法，“机器诗”是无能为力的。“机器诗”的机械叙事缺乏连续性，上一句的叙事和下一句的叙事完全是不搭界的。其特征是，上一句描写风，下一句描写马，再下一句描写牛，这些句子往往通过花里胡哨的修辞去完成，看似诗意十足，其实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伪诗意”。 这种叙事我把它称为无机叙事。因为它的叙事是机械的，无机的，在此基础上过度依赖比喻派生出来的“诗意”，思想养分严重缺失，形同镜里种花，水中捞月。

　　比如你让它讴歌新时代，“机器诗”就做不到。它不可能将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桥、中国港、中国网和神州载人，嫦娥奔月，航母巡洋，蛟龙潜海……等等这些笑傲山海的超级工程、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提炼出来，而只能进行一些腾云驾雾、虚张声势的“悬浮讴歌”。“机器诗”讴歌的东西都是泛化的，对象是可以“共享”的。歌颂日月星辰的文字，用来讴歌鸡毛蒜皮，并没有什么不妥。“机器诗”毫无节制地利用多年来公众对诗歌修辞的宽容，严重透支了读者的信任。时至今日，普通读者看到“机器诗”，已经没有心思深究它的修辞合理不合理，有没有语病，而是“吃不了躲着走”。

　　诗人在借鉴西方诗歌的修辞技巧时，买椟还珠，对“机器诗”无机叙事的手法全盘照搬，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读者却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无非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许多诗人一直埋怨读者跟不上诗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诗歌满足不了大众的阅读需求，越来越远离大众。

　　第二，比喻泛滥失控，“诗到比喻止”导致修辞手法同质

　　诗是高雅的语言花朵，是奇妙的文学精灵，堪称语言艺术中最高的艺术，被喻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寥寥数语，款款几句，就能把读者带进一个美妙的境界，或石破天惊，或余音绕梁，数不清的名篇，道不尽的风流，让古往今来的读者手不释卷，你吟我咏，如痴如醉。诗歌可以讴歌壮丽山河，反映社会现实，吟诵风花雪月，描写甜酸苦辣，抒发喜怒哀乐。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通俗地讲，诗歌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

　　反观当下流行的新诗，你会发现，新诗和古诗相比，某些文学功能已经严重退化。大量思想虚高的新诗，仅仅止步于狭隘的修辞，远远没有抵达“兴、观、群、怨”的文学审美高度。不咸不淡、不冷不热、不痛不痒的作品，充斥大小报刊的版面。形形色色的比喻，亦步亦趋的跟风，常识性的阅读感受荡然无存。

　　其实，除了兴、观、群、怨四把度量诗歌的尺子，还有“六义”。风雅颂和赋比兴，起源于诗经，合称“六义”，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也就是说，赋比兴是诗的创作手法，风雅颂则是诗歌的体裁风格。用古代这些最现成的尺子，量一量现在的新诗，你就会大失所望。许多新诗创作手法单一，既不能“赋”，也不能“兴”，仅仅停留在“比”的层面。在体裁方面，则几乎成了“机器诗”包办的天下。

　　什么是风雅颂？从对应的关系来看，“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民间叙事诗，“雅”近似于带有官方性质的宏大叙事作品，“颂”就是抒情诗、赞美诗。当下新诗呈现出来的同质化，是有“风”无“雅”，少“颂”。吹毛数睫的叙事诗成了“主旋律”，达到国家记忆层面的宏大叙事作品，基本没有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也越来越少，大家都习惯了言不由衷，习惯了用清一色的机械语言去表达，与其说是“冷静”，倒不如说是“冷血”。大家都去写“苦难”，写“人间”，抱的是自我陶醉、置身事外的旁观心态，这种“事虽关己，高高挂起”的创作理念，何以打动读者，震撼人心？

　　正如杨匡汉先生所说：“现在一些诗歌‘及物’时犯了一种通病：小情小爱，小打小闹，小私小我，小花小草，口语狂欢，絮絮叨叨，不着边际，过度的小事化、泡沫化、琐碎化。表面上热热闹闹众声喧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无声的诗歌。也就是说，诗人还没有用良知去有力地回答这个时代有什么重大问题。”新诗的现状是小私小我的作品多，大家气象的作品少。这是体裁方面呈现出来的同质。重温风雅颂，就是要摧陷廓清，打破陈规陋习，理直气壮倡导大国抒写，大诗创作，呼唤能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黄钟大吕式的正能量、大能量作品。

　　什么是赋比兴？南宋的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铺陈直叙；“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引譬设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通俗地理解，“赋”就是叙述，叙事，包括排比和铺陈等等各种手段，如即席赋诗；“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运用的修辞手法——比喻；“兴” 就是触景生情，托物兴感，启发联想，深化思想，是诗歌创作表现手法最为关键的一环。隐含着归纳、概括和总结，提炼、浓缩和升华，负责主题的强化，统领着思想的扬弃，等等。

　　现在流行的“机器诗”，第一个层面的“赋”就存在严重缺陷，即不能完整的连贯叙事，只能东一句西一句乱扯，分行的句子缺乏内在关联，是无机的，所以这类诗能够倒读、乱读。“机器诗”最被一些诗人津津乐道的“强项”，就是它的“比”，即比喻。“机器诗”的修辞，过分依赖比喻，大有泛滥成灾之势，“诗到比喻止”的做法，导致了修辞手法的同质，积重而难返。

　　比喻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比喻，使抽象的事物更具体生动，更形象可感，引发读者想象，加深印象；另一方面是运用比喻，用浅显易见的事物对深奥的道理加以描述，化抽象为形象，化繁为简，使深奥道理通俗易懂，使语言鲜明生动，富有文辞文采。但比喻不是万能的，决非诗歌修辞的全部。精妙的比喻能够起到点石成金、锦上添花的作用，有些比喻，则很有可能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反观现在的许多诗作，大有“不比喻，无以诗”之势。大家都在挖空心思玩比喻，谁的比喻熨帖，谁水平就高，比喻俨然成了衡量好诗的唯一标准。“诗到比喻止”，无疑是诗歌创作的新误区。写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抒情。大千世界是客观存在，再美再漂亮的东西，如果与人类无关，又有何用？为写景而写景，为比喻而比喻，技巧上天，情怀却没有落地。

　　有的作者推出一个又一个比喻，更像是语言走秀，比如“每个石头在呼呼大睡”“有人在水面磨刀”等，这类“为喻而喻”的比喻，读者根本搞不懂诗人想要表达什么。写苦难，写孤独，读者只能看到悬浮在文字之上的“雷鸣电闪”， 倾泻在修辞身上的“风雨交加”，作者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正在以小品的口吻调侃着那些“苦难”和“孤独”。此外，在挥霍无度的比喻中，一些诗人因为用力过猛，毫无节制，严重失控。诗人更像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个个能呼风唤雨，人人能穿墙破壁，降妖伏魔，本领比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还牛。你心中有“猛虎”，我肚里有“航母”；你的泪水能卧虎藏龙，我的笑声就能吞云吐月……。为了营造诗歌“大咖级别”的气势，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不断变本加厉，把宝全押在了比喻上。

　　有一位叫做“黑龙江苦海”的网友，写下《现在的诗歌都开始扯淡》的文字，对这种现象大加热讽：“诗歌，如果都扯淡，就看谁更能扯淡。呵，总之，现在的诗歌都开始扯淡了！现在的诗人，无论男女，都是魏晋风范：‘春天的野兽，等待更华丽的饥饿’——欧阳江河；‘我向天鹅取暖，命令星光交出诗卷’——叶舟；‘末日，一幅画缓缓褪下胎衣’——杨炼；‘如果你不是那把刀，我的胸口会满是鲜花’——李轻松；‘青春啊，请配合这青山倒悬如漏斗’——蒋浩；‘一把锈蚀的镰刀，在迟钝地收割夜色’——谭克修；‘你从我耳中拎出的那片海岸，高于你的颓废’——孙磊。啊啊，伟大的善于创新汉语的中国当代诗歌和诗人啊，请继续您们深刻而江郎才尽的肤浅的花里胡哨的扯淡吧！不扯淡就不是好人，不扯淡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来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的诗歌，反而受到扯淡诗歌的排挤和打压，瞧不起。著名诗人都开始扯淡，不著名的诗人也开始学习扯淡，不扯就不能接好革命的班。”

　　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的情绪化，但话糙理不糙，确实讲出了许多读者的心里话。

　　我们知道，任何表达都得有个分寸，语言的丰满不能取代现实的骨感，精神的自给自足不能取代生活的各种不如意。修辞分寸拿捏得当，就是豪放飘逸，过了这个度，就是狂妄自大，意淫自慰，就是——扯淡。李白写《将进酒》，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也有“古来圣贤皆寂寞”“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悲观。醉中有醒，醒中有醉，做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平衡。

　　而某些新诗，过度炫技的诗歌现场，是人的缺席。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果写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烟始散”，表面上看，表现手法还是同样的表现手法，境界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诗歌的背后没有了“人”，文学审美的等高线就会一落千丈。一个“泪”字，就把蜡烛的“泪”与人间的“泪”重叠交叉在一起，准确提炼出蜡烛与人类的共性，比喻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升华。“比”中有“兴”，喻中有义，水乳交融不着痕迹，这才是真正的高明。

　　又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至今我们仍在称道不已的炼词经典，但如果下一句写成“丽日再暖瓜洲湾”，这首诗的品位就要大打折扣。如果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描写停留在赋比兴中的“比”的阶段，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兴”的境界。没有境界的递进，没有人性在场，抒情主体隐身，修辞就会原地踏步，无法实现诗意诗思的跨越。

　　艾青的传世名篇《我爱这土地》，数度运用比喻。第一层隐喻人民苦难：“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第二层隐喻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第三层隐喻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曙光：“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第四层隐喻献身祖国，至死不渝：“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化身为鸟，歌唱土地、河流、风和黎明，通过层层递进的笔墨，把诗人“生于斯，歌于斯，葬于斯，生死不渝”的爱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特别是最后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使全诗达到了高潮。没有这一句，诗的境界始终滞留在“比”的阶段，没有做到“兴”，主题得不到深化，感情得不到升华，这样的诗就永远不能跻身一流作品之列。

　　《我爱这土地》俨然新诗中的《春望》，完全能够与杜甫的名篇比美争胜。面对家国山河破碎，诗人始终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杜甫写出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艾青写出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二者都达到了“兴”的语言顶层，所以才会成为不朽名句，经常被人引用。因为这种深沉博大的爱，不仅仅是对土地，对人间的一切真善美，都能生效，每一次吟诵，都能让高尚的人热泪盈眶。这就是新诗的力量。这就是新诗的高峰，将世世代代矗立在读者心间。

　　由此可见，只有善于综合运用赋、比、兴各种手法，才能使形象鲜明生动，把人物主体的音容笑貌、花鸟虫鱼的神态色采、山川草木的万千景象，优美隽永地表达出来。才能独出机杼，打造出舍我其谁的语言气场，散发出馥郁的诗香。所以，从《诗经》起始的赋比兴，业已成为我国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准则。三种修辞手法，三种不同的创作境界，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善叙事，精比喻，工于“兴”，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修辞手法，具有高度的语言提纯，思想提炼、精神提取的能力，能够高屋建瓴，操翰成章，具备在语言的大海里捞“针”的本领，方为上乘。依靠单一的比喻，无疑是诗歌修辞的退步。

　　好诗不一定要比喻。古往今来不用比喻的经典句子，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没有用比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没有用比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等，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统统没有用比喻。由此可见，高超的措辞技巧，不一定要借助比喻，一流的诗性叙事，仅仅通过“赋”，就能产生意象，生成意境，一下子就能过渡到“兴”的层面。

　　不少诗人重“比”轻“赋”， 把“赋”的功能局限于传统叙事，日常叙事，常常以比喻为荣，以叙事为耻，是因为没有吃透“赋”的真谛。具体地说，就是区分不清什么是“抒写”，什么是“书写”，什么是物像，什么是意象。抒写，是含有主观感情的对事物或者事情的内心活动的描述和表达；书写，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记录，不含任何感情色彩。“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是抒写；“石桥河水房屋，山路西风马匹”则是书写。书写只能描摹物像，只有抒写才有可能写出意象，进而生成意境。把“赋”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无须比喻，就能直接产生曼妙的诗意。

　　长期以来，一些诗歌的评判标准习惯了唯比喻马首是瞻，比喻至高至尊，很大程度上忽略和冷落了对其它修辞手法的运用。长此以往，诗歌又焉能不同质。

　　结语：同质化创作的规避与捄正

　　认清了“机器诗”的真面目，认知了比喻在诗歌修辞中所占的比重和作用，对同质化创作的规避与捄正，就不应是什么难事。诗歌语言风格同质和修辞手法同质，实际上已涉及到了新诗审美标准这个大问题。那种认为诗歌没有具体评判标准而乱写乱评的倾向，应尽快纠正，自觉建立诗歌评判的“内宇宙”， 不辜负读者的审美信任。

　　因此，当务之急，题中之义，首先是重新评估“机器诗”的文学价值，对附加在“机器诗”身上的溢美之辞进行全面清零，让它重新归位。“机器诗”的盛行和当前“整容脸”的流行一样，是因为审美出了问题，才让它们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因此，将“机器诗”逐步请出重要的栏目和版面，才是对真正的诗歌创作最好的尊重。大量的套写改写之作没有了市场，同质化现象必然大有改观。

　　现在的许多获奖诗歌，大部分是“机器诗”，说明我们的诗歌评判标准，确实是“跑偏了”。纠正的手段其实非常简单。今后凡是发现那些能够倒着读的诗，就不宜给予更高的评价，在评奖、选稿方面保持一定的警惕和规避，尽可能让它们靠边站。

　　其次，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流派的诗歌都拥有一席之地，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诗坛应当拥有“美美与共”的胸怀，以包容的心态鼓励百花竞妍。

　　早些时候，口语诗被“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败坏了名声，大有被逐出诗坛之势。甚至连汪国真，也被某些诗人指责他写的东西不是“诗”。现在看来，有些做法确实是矫枉过正了，应当为口语诗“平反昭雪”。因为古代的很多优秀诗作，都是口语诗。包括《诗经》诸多名篇、屈原的楚辞、著名诗人臧克家的《有的人》等，都是口语诗。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平庸的作品，就将某种诗歌流派一棍子打死。任何流派的诗人都不敢保证自己的作品首首是精品。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代新诗也要有自己的“诸子百家”。叙事诗、口语诗、意象诗、抒情诗和哲理诗等等，完全可以共生共荣，异彩纷呈。不要一看到叙事诗就是“传统老套”，一看到口语诗就是“浅显直白”，一看到抒情诗就是“歌功颂德”。把读得懂的诗谓之“浅”，读不懂的诗谓之“深”， 归根结底，是六神无主，缺失文学审美、缺乏文学自信。习近平主席引用过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种平中见奇、浅中见深、词里藏珠、句里藏宝的旷世名句，又岂是那些擅长写“机器诗”的诗人写得出的？所以，任何风格的诗都有可能出佳作，出杰作。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当代诗人应以博大的胸襟、宽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深刻的思维，海纳百川。风物长宜放眼量，才能壁立千仞，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彻底改变当前诗歌同质化的现状窘境。

　　新诗要有自己版本的“风雅颂”，要有推陈出新的“赋比兴”。新诗的语言必然承载新的价值、新的观念和技巧。在当下，诗人要提升对重大事件、重大问题的抒写能力，积极回应时代的召唤、书写人民的心声，为现实呐喊、为真理点火，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劳作，从中获得磨砺前行的诗意力量。

　　古典诗词和经典理论是新诗的思想血脉，是中国诗人的精神高地，也是我们诗学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在借鉴和学习西方诗歌的时候，应当扬长避短，取精用弘，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诗学自信，在语言对话中完成文学价值的自我确认。与此同时，我们要构筑的新诗高峰也应该具有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在鲜明个性的基础上更具人类审美共性的诗化表达。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踵事增华同奋笔，两个百年再登峰。新诗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因为它所有的壮丽都是通过蜿蜒曲折来完成。两岸青山相对出，碧水东流至此回。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就是新诗的“两岸青山”“相对出”，就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借鉴和创新。唯其如此，让诗歌同质化现象止步于斯，才能峰回路转，碧水东流，迎来新诗长河川流不息的“万里写入襟怀间”的伟丽。

（作者：黄维盈，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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