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网络文学时，将其看作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学，并以此追根溯源，认为它与通俗文学一脉相承。我们还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存在两个文学传统，一是以严肃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二是以武侠、言情等大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传统。从当前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特点而言，上述对网络文学的判断固然符合现状，但给人形成的印象却是：网络文学外于新文学传统而存在，甚至与这一传统是截然相对的。这一印象加剧了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彼此“互相看不上”的状态。事实上，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尽管有差别，但远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呈现为复杂的“纠缠态”。如果辨析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之间的关系，至少会关涉古典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古典白话小说与新文学、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等不同形态与发展阶段之间的继承、超越与创新的关系。在这其中，一个普遍性的要素是对“民间性”的张扬或抑斥，由此而衍生出各自不同的相貌。

　　在文学研究新的话语体系中，“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被称作“作者的文学”，表达的是从作者自身出发的主观感受，它的要义在于引起主体的反思，所期待的理想读者需要与作者具有相似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能力。新文学的产生主要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西方文学规范为圭臬，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和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等倡导的标准成为带有本质主义性质的专门知识。我们知道，现代性的目标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解放，新文学一产生就赋予自己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现代性启蒙的使命，这显然是精英化的立场。但是，这一立场陷入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试图启蒙大众，但又为大众设置了知识壁垒。为践行使命，新文学很快就与时代任务结合成为“国家叙述的工具”。

　　网络文学承其衣钵的通俗文学被称作“读者的文学”，满足读者的喜好，反映大众的情趣，与口头说唱文学和古典白话文学一样让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现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共时并行，在网络文学之前，基本上处在被新文学遮蔽的位置上，是主流文坛眼里的“下里巴人”。但回顾古典文学史，白话小说却曾长期位居主流的位置上。古典小说也存在两个传统，即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言小说以《汉书·艺文志》试图对小说作出本体认定时涵盖的“志怪、志人、杂史等丰富的小说形态”开始，到唐代由文人发展出传奇，经《酉阳杂俎》《夷坚志》到清代的《聊斋志异》。而白话小说则从口头文学开始，经曹魏的“俳优小说”、隋唐的“俳优杂说”“市人小说”，宋元话本小说，直到出现“四大名著”。与当代文学情况不同的是，在古典小说中，由于民间性被张扬，按照杨义的说法，至迟至宋代，“这场历时数百年的小说文体变革，导致白话小说取代文言小说，成为小说文体的主干”。

　　晚清以来，古典文言小说的市场已极小，这一支脉随着现代白话文的推行终于消亡；古典白话小说传统却一直兴盛，并且形成蔚为大观的景象，甚至萌发出本土化的现代性小说叙事。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王德威论证了在晚清小说中展露端倪的本土现代性如何被与政治合流的新文学压抑的问题，他认为以“狎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为代表的晚清白话小说在“西潮涌至之前大有斩获”，已经开始进行现代性表达，比如狭邪小说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公案狭义小说在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论述上等。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中，范伯群以翻译过来的科幻、侦探小说等为例，指出晚清小说为中国吹来了科学与民主之风。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晚清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第三点说：“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晚清白话小说中的这些变化，显然与社会的进步思潮是分不开的，它的内里无疑是民间的强烈呼声。

　　古典白话小说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成了现代通俗小说，但却失去了主流地位。新文学之所以取代通俗小说成为主流文学，通过前述分析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并不是占阅读市场大多数的大众读者的自由选择，而是借助了政治的原因。与此相反，通俗小说在强大的外部挤压下一直倔强生存，靠的恰是民间的支持。由于自身立场和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者“终要挟洋自重”，“将此前五花八门的题材和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新文学虽然因为变文言和书面白话为接近日常说话的语言而使文学焕然一新，刘半农、胡适的诗和鲁迅的小说也迅速成为新的文学范式，但是不久就因为自负的启蒙使命而坠入西方文学的漩涡中，已经习惯了中国式表达的普通民众很快转向“非主流”的包笑天、张资平、张恨水，他们的创作用现代语言走着古典白话小说的路子，写出的是中国大众喜欢的故事。

　　由此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德威所言新文学的出现对晚清小说中曾经表现出的“现代性”的压抑，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压抑了“民间性”所带来的丰富的可能性，而其推广现代性的方式因为借助了并不符合大众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的西式手法，始终与大众隔膜。新文学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得到鲜明的应验，而文学最应关怀的普通人的情绪情感体验和梦想期待被忽略。这种状况延续到今天，“纯文学”的读者少于网络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其启蒙大众的“初心”在方法论上就有失效的担忧。

　　网络文学是从网民中产生的，网民写给网民看，可谓是网络时代的“民间文学”，其“民间性”毋庸置疑。设若没有资本的冲击，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现场，不同文体和表达方式有均等的发展机会。网络文学中的小说很快以与资本和技术合谋的方式取得了霸主地位，以至于“网络文学”这一概念“约定俗成”地指向网络小说。与新文学不同的是，网络文学始终将读者当作“衣食父母”，这一直是古典白话小说和现代通俗小说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综观琳琅满目的类型和浩如烟海的作品，网络小说或以言情伦理、职场励志、都市生活折射当下的人间百态和人情冷暖，或以玄幻科幻、穿越架空、异界异能将冥冥的玄想具象化，又或以刑侦探案、悬疑推理、探险盗墓等满足猎奇之心，它们回应的是大众的情感欲求和精神向往。而从表达方式上，贴近网民生活的语言，能够带来爽感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适合消遣性阅读的连载更贴等，无不考虑到大众的接受能力、审美趣味和阅读偏好。可以说，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蓬勃生长，恰是因为释放了被新文学压抑的“民间性”。

　　当然，讨论白话文学传统中的民间性，并不意味着贬低新文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百年以来，新文学对于在中国社会传播先进知识、文化和思想，建构起大一统的民族和国家共同体想象，以及对于推动文学自身的艺术创造和创新等方面，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是不可能孤立生成和存在的，两个传统之间有过和正在发生着复杂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反应，在艺术上互相借鉴、在功能上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波澜壮阔的洪流。尽管新文学被认为窄化了“现代性”表达的路径，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作家不遗余力地探索新的艺术可能性，扣到了时代精神的脉搏，为读者建构了心灵家园；同样，尽管以“民间性”为底色的网络文学存在诸多问题，但与传统白话文学和“纯文学”相比，形制和内容都有异质性的成分生成，其中不乏对现代性思想的探求，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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