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照相机伴随着枪炮来到中国。西方摄影者拍摄的“归顺、异国情调与原始观感”的影像，满足了欧美消费者的幻想，为西方塑造了一个遥远东土的“真实”映像。今天，回看这些“他者”照片时，从某种程度上同样满足着我们自身对那个时代中国的想象，摄影师记录的那一帧帧残破的城墙、乞丐、繁华的街道，还有绝美的田园风光，都仿佛瞬间复活。

　　不过，仔细探查，这种今天看起来撼动人心的“真实”，大部分是摄影师“通过各种修辞和画面的手法　(从画意派的观点到科学分类的方法)，还有不同的视觉主题　(从风景摄影到‘种族分类，的摄影)”，从而再现的一个想象中的帝国地景。正如雷恩　(James R·Ryan)所说，这些影像是“一种对真实的意指和建构”，并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记录。对当时与照相机面对面的中国民众来说，很多人成为拍摄的对象，或者成为西方拍摄者所雇用的模特，但大部分被摄者或许根本没有见过照片的成品。这种大批量制作的“他者”影像，与拍摄对象的真正交集还没有开始。

　　反观“他者”影像批量生产时的中国，因为与同时期西方的经济和近代文明发展的巨大差距，几乎没有独立的战地摄影师、商业摄影师，手持相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也远低于西方。因此，早期影像的生产，照相馆成为中国摄影的主体。正如《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一书所说:“摄影术传入初期，照相馆摄影师是中国早期摄影发展的一股主要力量。”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虽然照相馆也是遍地开花，但无论是其占有整个社会影像生产量的比重，还是传统照相馆时代的持续时间，以及照相馆内摄影师与顾客对于拍摄照片的话语权控制，都与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影像，成为世界摄影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摄影史1840—1937》(来源：豆瓣读书)

　　对中国照相馆的研究，有必要先关注早年照相馆里的顾客群。相比照相术在欧美的迅速普及，同时期的中国照相馆稀少，消费昂贵，普通民众对照相术不够了解。最早步入照相馆拍摄的，大部分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开明官员、开明商绅，还有开风气之先的柳巷娇娃、梨园妙选等。也有不少顾客是为未来逝去后绘制肖像画制作摹本而拍照，但能够如此未雨绸缪的，肯定也是非富即贵。因为独立摄影师、官方摄影师的普遍缺乏，在晚清、北洋甚至国民政府早期，要为权贵拍照，甚至为政府重大活动的拍摄，照相馆基本是唯一的候选人。照相馆，几乎是当时社会“大众接触和享用摄影艺术的唯一途径”，照相馆影像也“代表了中国慢照时代的照片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所体现的价值不仅殊为独特，而且绝对无可替代。某种意义上，它首次使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得以不分等级身份、在一种静止不失庄重的状态中被‘学术，和不带偏激地凝神观看成为可能”。照相馆不仅仅是每个个人或家庭影像的第一个自觉塑造者，也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变迁视觉文献的主动记录者。

　　照相业当时一般归入手工业或商业，中国自古重农轻商，历来经商者排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且摄影又被认为是“技术之末”或者“游艺小技”。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恤商、厚商”的思潮。照相业因为具有相当技术含量，对很多人来说，还带些神秘的色彩，如果照相馆经营规模很大，或者盖起小楼，普通民众对照相从业人员会高看一眼，甚至照相馆老板和师傅会“成为市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过，相比早期照相业中非富即贵的顾客来说，照相馆馆主或照相馆工作人员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贵客上门，仆从跟随，“她们或坐或站，听其自便，摄影师上去动手校正姿势这是万万不许可的，只可用镜头调换角度，还要照得比较理想，才能取得顾客欢心”。如果照相馆能够有机会为社会上的权势人物拍照，对很多照相馆来说，更是“感激无极矣”。正是因为不对等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差距，早年照相馆中，绝大多数的顾客掌握着话语权，照相馆肖像的姿势、构图、光线等，一切以顾客满意为前提。刘半农在《半农谈影》中曾说，照相馆“无论如何是营业的;既要营业，就不得不听社会的使唤”。就算在本地外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中，也不难发现，给中国顾客拍摄，和给外侨拍摄，其手法和风格迥然不同———中国人更多的是正面、全身照，外侨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半身侧面照;同样，在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中，每当给外侨拍摄时，一样会选择头像或胸像，脸上也尽量避免平光。

　　在早期照相馆时代，一些守旧的中国文人雅士，以其局限性的传统知识建构，加之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曾经蔑视民间照相。就如热衷于文学改革和汉字改革的《新青年》编委钱玄同甚至曾戏言:“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回首来看，正如林茨、王瑞所说，这些照相馆影像“以历史分析和图像分析的眼光看，很可能具备比他们提倡的高雅艺术更丰富的内涵”。早年中国照相馆审美标准的确立，不单单是照相馆摄影师的独创，更应该是全体顾客和摄影师共同合作的选择。中国传统的具象视觉审美观念，从不同方面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期照相馆的摄影审美，比如正面照、平光照、全身照、图式照等一系列审美标准和法则的确立，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民族自然产生的价值认同。

　　随着照相馆在各地的普及，更多的民众走入照相馆，尤其当更多的艺术家、海外留学生开始介入照相业，担任照相馆馆主或摄影师后，照相馆中顾客和摄影师的话语权才开始微妙地发生变化。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美术照相开始在中国各地风靡，拍照从最初记录性的实用功能，开始向时尚功能转变，照相术也开始被认为是艺术之一。照相馆滥觞时期的基本审美范式逐步被打破，更多的照相馆摄影师开始在摄影艺术之路上积极探索，这也得到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大中城市中的女影星、女艺人、名门闺秀、女学生、军政要员和文化巨匠的积极响应。在照相馆中，从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此时照相馆创造出的影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视觉构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