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刚到武汉的时候，协会的网站编辑就曾让我写写这里的工作情况。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是觉得初来乍到，还是别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一晃来武汉已经20多天了，我也想请团队的成员们来各自谈谈感受。

　　那天我恰好和中国摄协主席李舸同时回到驻地，就约好了同他一起聊聊。他答应整理完照片就来找我。待到李舸再来敲门的时候，已近半夜12点了。我们一聊就聊了1个多小时。原本我是想给他们每人写三五百字的，索性就单独成篇吧。

3月4日，李舸在火神山医院ICU采访拍摄。 徐迅 摄

如果现在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刘宇。 陈黎明 摄

　　刘宇：作为多年的朋友，今天我想听听你的心里话，你为什么来武汉？

　　李舸：疫情暴发以来，《人民日报》在武汉始终设有前方报道组，春节期间就派来一个年轻摄影记者，在此孤军奋战已经1个多月了，现在也需要补充新的摄影力量。作为《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无论从报社的整体部署，还是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觉得都必须来。其实1月底我就向社领导请战了，早已准备好随时出发。

　　你和我都是几十年的战友和兄弟了，这些年我们都经历过国家发生的大喜大悲的大事件。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我曾主动请缨进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重症病房待了十几天，你作为新华社记者，以前也有在海外战地采访的经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一次我们都必须冲。

　　刘宇：当初你打电话来时我也有点诧异。到摄协工作以后，我也曾觉得少有机会上一线了。有些人也会有疑问，摄协不是媒体机构，平常主要抓艺术创作，这时候来能起多大作用？

　　李舸：实际上中国摄协小分队的成员同时也都是媒体人，同样有用影像记录国家重大事件的责任。此外中国摄协还受领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中央保护关心爱护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指示精神，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统筹安排下，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拍摄肖像。我此次是肩负两个任务。

　　刘宇：我们在武汉的拍摄分别在医院和驻地进行，有人担心，让医护人员摘下口罩，会不会增加他们感染的风险？

　　李舸：我们的拍摄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绝不影响医护人员的正常救治和诊疗；二、绝不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这两条我们都做到了。在医院拍摄时，我们选的时间都是医护人员交完班，进入清洁区休息空间后的一个小空当。我计算了一下，我们为每个人的拍摄时间平均只有1分钟左右，而真正摘下口罩的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我们拍摄位置就选在医护人员吃饭的桌旁——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吧。有时拍摄点边上就是淋浴间，墙上会贴着“扔口罩”的字样。医护人员进入淋浴间前会把口罩扔进垃圾桶，就在他们将要换新口罩之前，我们就抓紧给他们拍摄几张。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严格地遵循着医院的防护原则和流程。医护人员是否接受拍摄也完全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

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疗队队员每次进入病房前，护士们都会在防护服上画出各种图案，希望能缓解患者紧张的情绪。

　　刘宇：我也有体会，医护人员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拍摄时我们也尽可能营造相对轻松的氛围，希望他们能在救治患者之余，稍微纾解一下紧张的情绪。有不少医护人员还加了我们的微信，希望能早一点看到照片。

　　李舸：我们拍的这些影像资料不仅要交给国家有关机构、各省的医疗队，也会精心编辑好后送给每一位被拍的医护人员。

　　刘宇：还有我们为医疗队队员录的一些小视频。拍前就问了一句话：“您最想对谁说什么或最想做什么？”

　　李舸：医护人员之所以能在小小的手机前说出发自肺腑的话，是因为他们充分信任、认可我们摄影师，把我们当作了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今天我遇到了来自福建的医生杜厚伟，他是那种很刚硬的汉子。今天他从病房出来后看到我们正给护士拍摄，觉得那是女孩子才喜欢的事情，就嘴里嘟囔着，“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看我们还在等，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就失声痛哭，哭到不能自已，最后实在录不下去了，他蹲在垃圾桶边上仍然泣不成声。后来他站起身摆着手说“对不起！”，自己就缓缓地走向了通道拐弯处。

　　所以我不认为这只是在拍摄，我们其实是以相机为媒介，在与医护人员们交心。这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释放情绪的理由和机会：面对面，大家就是兄弟姐妹。很多医护人员说，来武汉已经1个多月了，这种交流和释放却是从来没做过也是最需要的。在他们眼中，我们和相机、手机已不再是陌生人与冰冷的设备，而就像他们的亲人。他们说，有些话平常在家可能也不会对亲人说。那天我碰见一位心理卫生科的医生，她就认为我们这种拍摄方式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心理治疗。

　　目前我们还没有把在这里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跟医护人员的情感交流充分传播出来，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刘宇：当医护人员真情流露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手也在颤抖。其实我们每个摄影师在工作时，眼睛都常常是湿润的。

　　李舸：每天我都要跟着他们流泪好几次。我们都是经历风雨的人，表面上虽然不像那种看上去典型的硬汉，但内心还是足够坚毅的，可这次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脆弱和柔软？因为我们跟这些最可爱的人真正地心贴心了。

　　刘宇：我在拍摄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护士时，我请她们提供一些家人的信。当我看到那些信时泪流满面，在一边缓了半天才能继续工作。其实信里也没什么豪言壮语，比如一位护士7岁的儿子说“我在家不欺负弟弟，处处让着弟弟……”恰恰是这类话特别打动人。所以什么是“好”照片呢？在特殊时期，我觉得要重新认识这个“标准”，一张照片也许对旁人来讲没有意义，但对被摄者本人及亲人而言，那就是最好的纪念。

　　李舸：这些天我都睡不好觉，内心一直在翻腾。我在想，我们如何理解摄影？相机、手机，以及所谓的摄影技术技巧、方式方法等都只是手段，但我们的目的绝不能是“为了拍摄而拍摄”，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出作品”而拍摄。可能有人会说，你们没拍出“好”照片，但我觉得有时候并不需要“厘清”什么是好照片。

　　我还有一个思考就是，作为一个记者、摄影人，你是要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举着手机、相机对着人家拍，还是应该谦和、平静地，完全以一种亲人般的视角跟对方交流。这不仅是这次抗疫拍摄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今后的任何拍摄场合，我们摄影师都应该首先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刘宇：那天我们在医疗队驻地一直拍到天黑，光线都已经不行了。陈黎明在我们团队里最年轻，当时他主拍，你、我还有柴进在旁边给他打灯补光。护士们师傅长师傅短地叫着，大家心里都觉得挺知足，不过那些医疗队的队员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打灯的摄影助理会是摄协主席。

李舸、刘宇、柴选、陈黎明正在为医护人员拍摄。湖北卫视供图

　　李舸：其实在他们眼中我们是谁并不重要。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这次我们接触的很多医护人员都是“90后”，他们也许就是我们平时坐公交车、进饭馆、逛超市时身边擦肩而过的那些打扮时尚的小姑娘、小伙子。你不一定会留意到他们，但恰恰是这批孩子，在这次国家遇到这么紧急的突发状况后，有人冲上来了，而且很多人都是主动请缨。我相信再过多少年，也许等这些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开始为了生活每天奔波，或许还有了各种烦恼与不顺时，他们的内心一定还会永远留存着那么一抹亮色。因为他们曾经在民族危难的特殊时期，为国家为社会做过那么有担当的事。

　　刘宇：摄影圈也有朋友希望我们这次能拍出“大片”，我回应说，我们给医护人员拍肖像这事儿已经够大了。我们在肩负着记录当下、为历史留真的责任。

　　李舸：对，我们不是为了拍“大片”而来的。刚来的那段时间，咱们在医院里每天待的时间都超过10小时，连医护人员都会说，“我们每4个小时就换班了，你们待这么长时间太危险了”。这段时间我除了拍摄肖像，还要完成《人民日报》的报道，每天要发一个专题，把所经历的这些故事转化成新闻报道。这些新闻中的不少线索都是在给医护人员拍摄肖像时，他们有意无意中提供的。比如他们时常会说，“特别惦记某某床的患者”，于是我就做了一个专题《你是我最牵挂的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杜厚伟

　　刘宇：人们总觉得，每遇重大事件，摄影家就应该出一两张经典照片。但我觉得，“一图胜千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来武汉不是为了追求一两张经典照片，我们是希望把眼前看到、用心感受到的这些故事，用一张肖像、一段视频传播给广大受众，如此而已。我们每个人的视角也许不一样，但当这些碎片被拼接在一起，现在或未来的人们就有可能相对全面地看到，2020年的武汉在这个特殊时期发生了些什么。

　　李舸：就像你说的，如果给这样的拍摄赋予了功利色彩，那我们根本什么也做不好。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小团队做到了问心无愧。

　　刘宇：这次中国摄协小分队除了担任摄影记者或“照相师傅”外，还承担了组织协调的工作。整个摄影师群体里不光我们5个人在战斗，还有近50人在做着同一件事情。

　　李舸：是的，有人曾问，“为什么要带这些摄影爱好者来到武汉？湖北的摄影师不能拍吗？摄影人都居家战疫，才是对国家号召的最好响应”。有这样的疑惑是因为这些朋友可能并不了解全部情况。第一，这种抗疫特殊时期，中国摄协只能调动协会内部的工作人员，因此通过自愿报名，组织了5个人，而我只能算“半个人”，因为我同时也是《人民日报》派来武汉的，也是自愿申请。目前我们将近60人的摄影师团队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湖北和河南的摄影志愿者，他们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直接跟当地的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联系招募来的。还有一批是已经到武汉采访的各媒体摄影记者，这些人占了多数。剩下的还有医疗队里的宣传干事，或是正在休整的医护人员中喜爱摄影的，他们也主动申请帮助我们拍摄。

　　刘宇：刚来那天我们就接到任务，要为三四万前来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拍摄。到今天，你觉得这个任务能完成吗？

　　李舸：目前为止，我们已为超过2万人完成了拍摄。首先我们的拍摄要覆盖武汉市，这里现在有3万多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我们的阵地是武汉，而湖北其他地市的拍摄任务已交给那些随队的宣传干事和省报的记者了。我觉得我们完成98%以上的任务应该是可以的，争取做到全覆盖。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更多已经在武汉参与报道的摄影记者和宣传干部们调动起来。

3月9日深夜，武昌方舱医院C区，来自江西省医疗队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承担着守好最后一班岗的职责。

2月22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新冠肺炎病房外，医护人员正在交接班。

3月3日起，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了新一轮为期三天的大规模消杀。

火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一病区“家病房”，患者出院后，仍可在“永恒的火”微信群与医护人员随时随地进行双向沟通。

一位女青年手里拎着透视胸片穿过武汉街头。

　　（作者注：截至发稿，本次我们赴湖北拍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共计约为42000余位在疫情期间从全国各地赶往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们留下了影像记录。）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李舸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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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防疫影像看纪实摄影的核心精神（赵凤兰）

　　镜头里的抗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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