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之问盘桓上空的世界里，彼时彼刻，那个真实世界里的人们让我们挂怀。

　　从武汉封城到现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支特别小分队一直驻守在武汉，用影像为医务工作者留下大量终生难忘的战斗瞬间，完成了4.2万援鄂医务工作者的人像摄影工作，也记录下了武汉英雄城的点点滴滴。今年春节前刚刚退休的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原主任刘宇是小分队中的一员，从2月20日抵达武汉之日起，他就以自己的方式观察着这座城市，感受着来自身边每个平凡人的温度，为这段特殊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平凡却又惊心动魄的影像记录。

　　以下是刘宇的讲述。

4月7日，65岁的王老伯早早在自家阳台上等待着，当北京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的车队经过汉口沿江大道时，曾经参加过抗美援越的王老伯致军礼，车队驶去很久才放下手臂。他哽咽着说：“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3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队医生张美真、护士郝会香和韦飞为了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她们在出征前都理了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以减少被病毒污染的风险。

　　为“天使”留像是我们的本分

　　从一开始我们听说要完成4.2万名援鄂医护人员人像拍摄全覆盖时，都觉得这是个庞大的甚至不可能完成的艰难任务，但是，没想到最后也完成了。这离不开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事实上，除了我们这个中摄协摄影小分队的人外，后面陆续有很多媒体记者、湖北当地的摄影爱好者，以及河南摄影家协会小分队、《人民画报》的4位摄影师等都来协助我们，大大加快了拍摄进度。

　　当见到这些“天使”的时候，不管多累，摄影师们都会原地满血复活。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会开开玩笑，与医护聊聊天，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一方面是为了调动情绪，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尽可能地去疏解他们工作中紧张的情绪和疲惫的心情。不过，也有时候，聊着聊着，就算是一个扛着相机的七尺男儿也总是禁不住跟着一起落泪。

　　美真（张美真）、香香（郝会香）、韦飞是我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队位于武汉的驻地认识的，是医院儿科的医生和护士。那天，我们拍了100多位医护人员的肖像，之所以很容易记住她们，是因为都留了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说是来武汉前去理的，以减少被病毒污染的风险。在和这几个女孩聊天时，她们说得最多的是孩子，这的确是女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虽然她们的故事是相似的，但是作为女儿、母亲、妻子，背后是一双双担忧、期待她们的目光，以及难以想象的付出。“二月二”那天，拍志愿者义务为白衣天使理发的照片，同行的几个记者顺便也把头发剪了。我本来也打算剃个光头，直到坐定，还是退缩了。我一个头发稀疏的老爷们都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这事放在爱美的女孩身上，的确是需要下大决心的。

　　还有一次，是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试拍时，一位刚从重症病房换班下来的小护士说：“哎呀，现在太丑了，能不能把我拍得漂亮点？”我们说，你现在就是最美的。我们真的都这么想。

　　我听说，武汉原本有15万名医务工作者，虽然不知道这之中具体多少人参与了此次抗击疫情的工作，但毫无疑问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其实，这些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比外来援鄂医疗队在一线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损失也更严重，并且，现在医疗队都离开了，后续的治疗工作依然是他们在负责，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敬意和荣誉，他们是值得被记录的人。前些天，我们与湖北省文联邓书记和湖北摄影家协会杨主席聊起来，他们也都觉得有必要补上这一块（给本地医务工作者拍照）。目前，相关拍摄计划也正在筹措之中。

“三八”妇女节当天，陕西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合影。

　　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局部

　　这些天，很多朋友问，医疗队都撤了，你们还不回北京？算算来武汉已经两个多月，每天都有事忙，并不觉得漫长。这次除了给医护人员拍肖像是硬任务，其他拍什么、怎么拍全凭自己的想法。

　　在武汉的这60多天，我每天都被医护人员、各级干部、社区志愿者以及无数武汉普通市民在大疫之下表现出来的大爱所感动。我也深深理解他们这段日子有多难。有些人也许自己就有亲人、朋友感染，心理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仍然冲在一线帮助他人。善与恶之间可能只有一步之差。巨大的困难来临时，哪怕靠自己无力解决，也应该善待自己的同胞。所以，我更想以自己的视角来呈现在武汉生活着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故事，还有他们身上所闪现出的人性的光辉。

　　有人说，摄影如奇遇，那是因为生活永远比想象得更神奇。可能作为静态的单张摄影照片，它只是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断面，但你不知道在这个断面或瞬间的之前、之后都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来武汉后一直坚持拍摄、坚持文字记录的原因。也有人在拿不同人的记录做比较，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样本，千万不要去比较。我也知道，这种观察是非常表面甚至片面的，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某个局部。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人，不管用怎样的形式，都能以自己的视角来记录这段特殊的日子。只有更多人的记录，才能更接近真实。每个人的记录就像是一幅拼图的某一片，只有拼图越多、越细，最后的画面才更真实、真切。

3月24日，在武汉火车站，孟世奇与母亲相拥而泣，父亲在一旁向他们喷洒酒精。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的孟世奇封城之前去外地同学家玩，滞留两个多月后终于回到武汉。

　　困难时，大家搭把手就过去了

　　事实上，我所有的拍摄采访都是在日常行动中非常偶然遇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在武汉的每个街角你都可以遇到一缕阳光，哪怕是暂时处于阴影里，你也能感受到些许温暖。

　　无数武汉人和滞留的外地人冒着感染的风险，报名成为志愿者，为居民服务。他们中有的自己也处在暂时的困顿之中，但还用心温暖了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在灾难面前展现出人性中最可贵的一面。

　　小侯是我在汉口吉庆街上遇到的志愿者，他是山东人，因公司业务到武汉出差，被滞留在这里，后来选择做了志愿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为球新小区看门、消毒，看到隔离设施坏了，反映一下。这个社区老人比较多，就为他们帮帮忙，跑跑腿，比如买药、送菜、送水果等。“有的老人特别想吃饺子，我们就想办法买到。”他说。那天，同在一起遇上的还有“街头歌手”老朱，他原本在附近的地下商城当保安，疫情开始后公司歇业就不需要他了，原来勉强能遮风避雨的商城地下通道也不让住了。小侯的公司在这个小区租了员工宿舍，看到老朱居无定所就主动让他搬来一起住。我想老朱在武汉打工七八年了，东西不会少，就开着车去找他，与他一起完成了这次“搬家”。其实，小侯的房间并不算宽敞，但比睡地下通道强太多了。

　　当天晚上老朱在微信上对我千恩万谢的。我说，谁没遇过点困难呢，大家搭把手就过去了。要谢就谢小侯吧，疫情期间，有谁愿意把一个陌生人接来和自己同住呢？这个男孩，真是有着金子一般的心！4月3日，老朱从小侯的宿舍搬出来了，在武昌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我们uedbet全球体育界老说要深入生活，其实除了“深”，“入”字也很重要，我的理解是要真正入心、入脑地走入一个人的生活，与他进行真心的交流。人和人之间有时就差一句问好——“你好，我是来自中摄协的摄影师，我想跟你聊聊”。也有人不愿意，但大多数都是愿意和我聊聊的。这次武汉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甚至曾参与到他们这一阶段的生活中去，是信任和良善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我们认识了，走近了。有所想就会有所见，你相信什么，就能看到什么。当你试着用美好的心去打量世界，世界也会变得好看一些。

3月2日，社区志愿者在小区门口值守。

　　武汉人硬生生熬过来了

　　被当作瘟疫一样躲避的武汉人感恩帮助他们的人，但其实我们更应该感恩武汉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太难了”成了流行语。太难了！武汉人才真是太难了。

　　封城，史无前例。事实上，不仅仅是把进出武汉的通道封了，而是无数隔离墙把每一个社区都封了。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啊，当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解决以后，一些特殊困难如果不是亲身遇到，外人很难想象。哪怕做100个预案，也无法细到每一个个体，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横在面前的一座山。

　　其中最难的恐怕要算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了吧。我在一个小区里看到，门洞口贴着“发热门栋”字样，门外堆满自行车，这样的隔离比物资的短缺更让人唏嘘。也许是出于防护，但可以想见，病人的家属要承受多大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人是社交的动物，一位哲学家说过，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当把人与外界的联系阻断，城封了，人也要疯了。心灵的创伤，很难随着解封而立刻消散。

　　76天，武汉人硬生生熬过来了。他们显示出令人动容的坚韧、耐性、乐观……

　　春天来了，武汉解封了，援鄂医疗队都离开了，这个城市正在恢复着往日的活力。但是，当人们回望这场灾难的时候，永远不应该忘记武汉人付出的惨痛代价。

3月28日，在汉口港边巷，周子通和妈妈打羽毛球。

3月30日，一位市民在位于吉庆街的“大排档”雕塑下，吃着从名店蔡林记买的热干面。

　　本报记者施晓琴采访整理

　　（本文图片摄影师：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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