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阳台帖》

　　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孟棨《本事诗》载：“ (玄宗)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 。“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八个字描述了李白书法的风格和体势。

　　目前所见，对李白书法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较多的当数黄庭坚，他在《题李白诗草后》中说“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 ，曰‘论文政不当如此。 ’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 ”这则材料中，黄庭坚将李白的诗和书并论，说李白的诗“无首无尾，不主故常” ，这八个字也可以用来概括李白的书法。黄庭坚另一则涉及李白书法的材料是《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一八》 ，其中说到“李翰林醉墨，是葛公叔忱赝作，以尝其妇翁，诸苏果不能别。盖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诸贤，可宝藏也。 ”这则材料指出李白醉墨是葛叔忱伪造。两则材料并观，可以推知，黄庭坚对所见李白“稿书”和“醉墨”做出了真伪的判别，他认定“稿书”为真迹。以黄庭坚的书法造诣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的行草书足可以跻身古之善书者的行列。经过唐太宗朝的经典化和宋太宗朝所刻淳化阁帖的强化，“二王”一系的行草成为书法至高无上的经典，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黄庭坚所说的“不减古人”其实就是可以比肩“二王” ，至少是“二王”一系的书家。

　　从这种思路拓展开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古代，书法跟其他技艺一样，传承有序，解缙在《春雨杂述·书学传授》中总结出唐前笔法的授受图谱，蔡邕传蔡文姬、韦诞、崔瑗，蔡文姬传魏相国、钟繇，钟繇传钟会、卫夫人、庾翼，卫夫人传王羲之，王羲之传谢朏、郗超、王献之，王献之传羊欣，羊欣传王僧虔，王僧虔传孔琳之、阮研、萧子云，萧子云传智永，智永传虞世南，虞世南传褚遂良、欧阳询，褚遂良一支传薛稷，再传李北海，欧阳询一支传陆柬之，再传陆彦远，陆彦远传张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 ……在这个谱系中，可以得知李白得了草圣张旭的真传，确实同出“二王”一系，黄庭坚将李白的行草书与“古人”相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笔法传承的谱系里李白是“二王”一脉的，他也曾写过“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 ( 《王右军》 )的诗句来赞颂王羲之的书法。但天纵的才华和文人的性情注定李白不可能总是抱定一种观点，他又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写道“兰亭雄笔安足夸” ，在《草书歌行》里发出“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的呼喊，似乎要打倒唐初形成的“二王”一统天下的局面，主张书法要“贵天生” ，表现自由的个性气质。这是太白的气象，我们因此也更容易理解黄庭坚对李白诗作和书法的比较了。李白的这种书法主张，还表现在其他的诗中：“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 (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 ，“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 ( 《江夏寄汉阳辅录事》 ) ， “挥翰凌云烟” ( 《留别广陵诸公》 ) ，这是他对于行草书以及挥洒气势的激赏。

　　李白的书迹据《宣和书谱》载，宋廷内府藏有行书《太华峰》 《乘兴帖》二种，草书《岁时文》 《咏酒诗》 《醉中帖》三种，其他还有《访贺监不遇帖》和《天门山铭》等碑帖，可惜这些今天都见不到了。启功先生在《李白〈上阳台帖〉墨迹》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流传各本，此不赘述。今天能见到的李白书迹只有《上阳台帖》 ，此帖不见于《宣和书谱》 ，但其前有宋徽宗“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题签，后有宋徽宗题跋，因此推测它可能在宋宣和末年进入内府。从题跋和鉴藏印章来看，宋代有赵孟坚、贾似道，元代有张晏、杜本、欧阳玄等人鉴藏，明代藏于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亡后又散落，民国时为张伯驹所得。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其赠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又将其转赠故宫博物院珍藏。

　　此帖在北宋末至今可谓流传有绪。在北宋前则不可考。因此，近人对于其真伪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徐邦达为代表，认为此帖笔致粗率，笔画肥厚，用笔疑似宋代散卓笔后风气，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为伪作。一派以启功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从笔迹的时代风格上看，这帖和张旭的《肚痛帖》 、颜真卿的《刘中使帖》都极相近。当然每一家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是同一段时间的风格，常有其共同之点，可以互相印证” ，他还说到此帖有宋徽宗题签、题跋，有李白题款，且不是钩摹，为真迹。这两种观点一是从用笔上看，一是从题款、题跋和风格上看，似乎后者的各种因素更有说服力。

　　持其为真迹的观点从宋徽宗开始，之后有元人张晏，他在跋中说“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 ”他以为此帖直出胸臆，是他人不能模仿的。乾隆皇帝的跋也是不能忽略的：“太白此帖语，文集所不载，宋徽宗跋‘乘兴踏月’云云别是一帖，见于《宣和书谱》 ，盖泛论白书，非专指是帖也。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张晏以下诸跋亦皆可据，其为青莲遗墨不妄耳。 ”这则跋中提出了两个观点，都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宋徽宗跋中所说“字画飘逸，豪气雄健”八个字是对李白整体书法风格的评述，二是《上阳台帖》 “笔气豪逸”别人不能模仿，因此是真迹。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中也说道“太白墨迹世所罕见。 《宣和书谱》载有《乘兴踏月》一帖。此卷后有瘦金书，未必为徽宗书。余曾见太白摩崖字，与是帖笔势同。以时代论，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 《墨缘汇观》断为真迹，或亦有据。按《绛帖》有太白书，一望而知为伪迹，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另宋缂丝兰花包首亦极精美。 ”这则材料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对帖后的宋徽宗跋提出质疑，又从笔势上将此帖与李白的摩崖字对比，最重要的是从墨色上否定了宋人伪作的说法，顺带还提到宋代精美的包首，说明现存此帖在宋代重装。

　　综合来看，否定者是从笔画入手，引出对书写工具的质疑，这其中要建立必然的联系似有困难。赞成者首先是从风格、气势入手，认为李白书迹非一般人能模仿，摩崖字和此帖的笔势相类，这两条合观，就变得有说服力了。宋徽宗的题签和跋，难于否定，也是有力的证据。长期收藏此帖的张伯驹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一条线索，那就是墨色，李白生活的时代距宋葛蕴(葛叔忱)三百年左右，墨色相差三百年，在过眼万千的行家眼里应该是不难辨别的，故此帖为太白真迹可以说疑问不大。如果今天将墨色进行科学鉴定，大概能有更让人信服的结论。

　　我们具体来看这个帖子：纸本，纵28 . 5 cm，横38 . 1 cm， 5行，共25字。字在2 cm到7 . 5 cm之间。最大行距5 . 3 cm，最小行距0 . 7 cm。第一、三行有大片水渍洇迹。行草书写四言体诗及落款：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远看此帖，很容易觉察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明显收紧，与其它三个舒朗的行间形成对比，一下子把视线引入帖子的中心位置。视线由中心发散开来，可以发现字廓大小错落，笔画开合纵逸，随之形成的单个行间内上下疏密参差，这种行间的疏密在“长物”与“老” 、“上阳”与“清”之间形成两个高潮。“老”“清”“台”三个粗笔大字又构成一个审美的三角，分布于全贴的中间位置，将二三四行有机地联系起来，“壮何穷”三字一贯，笔画筋爽，线条流美，夹藏于三个大字之间，提老携幼、风乎舞雩，妙不可言。各行字内中线上下贯通，行气周流，这一个收紧、两个高潮和一个三角恰好破解有可能平庸的布局，破而不破，无心天成。

　　近观此帖，字字草法精熟、笔画浑厚、方圆结合、爽朗挺拔，侧锋起笔，中锋按压行笔，自然加速收笔出锋，点画形态、轻重提按全凭心意。如起手的“山”字，竖画以侧锋撇出，竖折及相连的短竖呈横的形态，笔画浓重简洁。转折处笔画多外拓，字内空间宽博，如“高”“万”“白”等字。虽然行草相间，但字字结体都趋平正，宽博与平正结合，一种豪迈的气象自然流溢纸间。确如启功先生所说，与张旭《肚痛帖》 、颜真卿《刘中使帖》风格极近。因此杜本在观后跋里说“太白之书何如长史然?豪雄浑壮，故不异也。 ”最后落款的“太白”二字，“太”下点与“白”上点并排斜下，“白”中两横化为两点并排斜上，与上两点呼应，也颇有谐趣。

　　此帖的词句内容，四言四句，简洁隽妙，气象阔大，读之可喜。落款中的“上阳台”有洛阳皇宫内苑之上阳宫和王屋山阳台观两说，都或可通，以后者为优。阳台观是唐朝著名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奉玄宗命所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说“ (司马承祯)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阳台观居之。尝画于屋壁，又工篆隶，词采众艺，皆类于隐居焉” 。李白于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司马承祯，得其赞赏：“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等游王屋山阳台宫，此时司马承祯已经仙逝，李白睹画思人，因此写下了这样四句诗。前两句“山高水长，物象千万”是赞叹画中王屋山气象，后两句“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则是颂扬司马承祯老辣的画技。而落款的“十八日”恰是司马承祯的祭日。种种迹象表明王屋山的解释颇有合理之处，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诗人、道教徒、书家的李白大有裨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李白的书法始终与诗文联系在一起，如果要进一步理解其书风与人格，不妨在读完此帖之后，再顺着黄庭坚的思路将其书、诗合观。作为“诗仙”的李白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的大雅清真气象，也有“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的自由个性，所以他赞颂王羲之，又进而在“不师古”“贵天真”的追求中否定他。 《上阳台帖》中那种宽博平正的结体、雍容沉实的笔锋是他的继承，那种不计较笔法、点画，运笔由心的气势是他人格的呈现。他在继承与开拓中创造出一种属于盛唐的气象。这一点上如果跟杜甫相比，就更明显了。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写道“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两位伟大的诗人，两种迥异的诗风，两种截然不同的书法追求。但不论是李白的潇洒宽博，还是杜甫的沉郁瘦硬，都是特立的，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传之愈久，光芒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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