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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书法遣兴成为一种表现(朱以撒)

2019-06-01 阅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朱以撒 收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遣兴方式,以此来正心、陶情、养性、修身。作为东方的闲情抒发形式,棋琴书画是从慢生活中产生、发展继而各成系统的。它们成为了隐含文人雅士之情调的象征性符号,而遣兴就是阐释这种象征性符号的表现——兴致不期而来,不择笔墨,乘兴书之,以兴驭笔,兴尽而止。即便“无兴”也可以书写,因为有了指腕间的功夫,下笔成书并非难事。这样也使书法家无兴而书成为常事,非遣兴之作反而多了。由于遣兴无一定之期,且难以预设,同时兴起兴尽皆为短暂,也就难以符合竞赛的客观要求。遣兴之作是留给自己看的,宜于个人回味,也宜于个人惊奇,往往有“如有神助”的惊喜,但是以此应书法竞赛可能会失败。竞赛作品通常以理性创作见长,大如一堵墙,纵横数千字,凭借熟练的技法、个人的耐性,足以完成字多量足、密如蚁阵的一幅巨制。当一张宣纸经过书法家的笔墨参与,精神就交融于这个空间了,物质之纸便有了新生命和新的审美情调,这方面的体验是不能以幅式之大小来认定的。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都很小,可以流传千古成为经典,但并不适合竞赛。由此可以认识到竞赛是目的性的、强化的、功利的,同时又是用意的、用力的,有一套相应的手法。遣兴之作无上述行为,只有兴在,以兴遣之,如水出闸,作品乃成。李颀诗论张旭“兴来洒素壁,挥毫如流星”,可见其兴之迅疾若奔逸绝尘不可遏也。鲁收诗论怀素:“有时兴酣发神机,抽毫点墨纵横挥。”这说明兴是“有时的”,非常态的。面对书法竞赛,只有刻意而为才能做出一件堂皇的作品。

王献之的《鸭头丸帖》

  不过,应赛之作很有气派,诸如场面之阔大,装饰之繁富。而遣兴之作通常更有朴素书写的滋味。遣兴而作书没有程式,没有准备,凭个人内在动力的自然流泻完成,即便未完成,但兴已尽,便不再添加。在应赛创作中,书写完毕也就是精神活动的结束,但书法家通常还会忙碌一阵,进一步装饰美化,似乎不如此,作品就是未完成,结果作品就流于繁琐巧丽。遣兴为书法提供了更多空白,也提供了阅读时的滋味。由于书法家的遣兴,一些结合都在顷刻完成——兴致与功夫的结合,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信手与法度的结合。笔墨含兴,兴而不羁,也就贯穿始末。六朝梁代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要任人感受书法的滋味,由此联想作品的流风余韵,光景常新,生生不已,这样的书法作品才能有无法穷尽的外延。由于兴起而书,心手皆全力赴之不能暇,其作品中的滋味,有的欣赏者可以直接感知,有的欣赏者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反复把玩、体验,也有的欣赏者需要经过不懈挖掘才能获得更多含蕴。而许多参赛作品侈求其大,滋味却薄,如同宫廷的大羹玄酒,做派之至却薄了滋味——因为在有意扩张、装饰中,内韵反而不足了,也就空洞无味。这会把书法家平素的情调、趣味、脾性挤走,寡采薄情,只是功夫在焉。宋人范开曾谈到苏东坡:“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尝有作之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人在兴中,发引性灵,万象在旁,充分展示,墨气淋漓。清代人李渔曾以填词谈兴:“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数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真正的创作不可忽略此。触物兴怀,情来神会的人,其过人之处在于感知、想象、联想、体验都比其他人敏感,能够形成一个自信自足、自我调节的循环系统。不过也有不少人服从于竞赛规定,而忽略了个人之兴之重要,对于集体式的创作状态特别倾心,乐而不疲,一次次地参与,即便厌倦、被动,也顺其惯性,使参赛成为个人精神生活的全部。

  遣兴是不择时和物的。譬如王献之兴起可在白纱裓上书,杨凝式兴起可在粉壁上书。但是这些形式,都是被竞赛场拒绝的。参与竞赛通常在纸墨上费许多心思,这样,也就加速了书法作品美术化的倾向——纸张多色调,拼接多工序,印章多以点缀。这也暗示了无论以什么方式创作,视觉效果已成了不可忽视的要素。色调在展览中构成审美,譬如更鲜明、更丰富、更有表现力。一个书法家运用色调,就存在于一定的色彩关系中;许多书法家用不同的色调表现,也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色彩关系网,互相影响、扩散、冲突,使观者于展厅里不堪其色之映现。而一个人遣兴之时,不会苛求物质条件,因此也不会滞留在某一点客观事物上。类似文人间的墨戏,在书写中快意,而不在乎一笔一画是否周全。

王羲之的《大道帖》

  兴之所至就可以挥洒笔墨,这是一个敏感书法家的能力。此时自由驰骋,纵笔无碍,并不为外界所限。如果一位书法家关注自己的内心,忽略集体式的活动,也就使关注个人的内心活动上升为主要。并不是每一位善书者都可以成为个性的书法家的,即便是在竞赛上获奖,或者太倾向外界的要求,只要那些公共性的规矩约束了他,也就会对其个性的成长有所抵消——作品很合潮流,获奖很多,离个性未必就很近,甚至是相反。特别是大幅式作品更是展览的产物,而不是作用人的内心。对于个人来说,必须要有个人的审美意向、角度和方法,它并不直接与社会性质的书法竞赛活动对接,因为书法家的主观审美意图不是竞赛式的。为此,有人却持守一己的创作方向,较少关注、甚至不关注外在世界,只是体察和抒发自我,在众人为竞赛狂热时,能够静静守住个人的书写,追求个体书写之真。遣兴虽然不可能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但是个人可以感受遣兴,悟到一些妙处。清人宋大樽认为:“不伫兴而就,皆迹也。”他认为无兴而作的人工痕迹是明显的。兴之所以无模式、无套路,也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宋人邵雍认为:“意去乍乘千里马,兴来初上九重天。观时更改三两字,醉后吟哦五七篇。”可见潜兴还有莫测之妙。应赛则多喜忧,尤其忧思多,因为落选总是多于入选,数月期待终成空,不免郁郁不欢。那么再磨再砺,应赛不已,也就渐渐改变了书法艺术的闲情功能,削弱了书法家的文人本质,执着于技。毕竟无根之花叶,朝荣夕悴,小技也只能取悦一时。清人吴淇认为:“君子生当其世,欲争之而不得,欲不争又不获己,不能直达其性,则虑不得不深,心不得不危,故人必与世相关也。”一位书法家生于竞争之世,也就不能免于竞争。如果以一种期待的视角关注书法家的创作,还是需要更珍视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弱化它的竞赛功能,不蔽书法艺术之本来。这样,我们的审美实践才会更与书法的本质达到和谐、统一,淡化比高下的书法竞赛带来的坚硬、突兀、对峙、攀比、炫耀等习气,还原其柔软、文雅、质朴、自然、雍容等元素,毕竟,我们的创作实践要超越,首先是审美认识上要获得提升。

 

  (作者:朱以撒,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理事,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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