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
永远的“竹林七贤”
高逸图 局部 (国画) 唐 孙位 上海博物馆藏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是我国魏晋时期的一帮名士。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谓“竹林七贤”。他们七人的思想倾向虽各不相同,但都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刘伶、阮咸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老庄哲学。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认为名教应该与自然相结合……玄学的本意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追求“无”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境界。
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汉王朝的土崩瓦解以及经学的衰败有密切的关联。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和自我精神、意识的觉醒与提升。他们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风流和悠然自得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上,他们不拘礼法,寻求清静无为,经常相聚在竹林深处饮酒、放歌、谈天、论世。所作诗文继承了“建安文学”的衣钵,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无法直抒胸臆,他们只能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揭露和讽刺司马氏朝廷的狭隘、冷酷、奸诈与虚伪。
“竹林七贤”对司马氏朝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终分崩离析。嵇康、阮籍、刘伶态度坚决,毫不退让,结果弄得嵇康被杀,阮籍佯狂避世,刘伶借酒浇愁。向秀则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可四十岁后出仕,投靠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职,成为司马氏朝廷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利禄之心最甚,入晋后长期任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要职,历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优游暇豫。“竹林七贤”最终各奔西东,命运殊途。
唐代著名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就是根据“竹林七贤”的故事描绘的。不幸的是,《竹林七贤图》被焚抢救后,“七贤”中仅剩“四贤”,经考证,这“四贤”分别为山涛、王戎、刘伶与阮籍,另“三贤”嵇康、向秀和阮咸则被焚毁了。如此一来,那被焚毁的“三贤”是怎么画的?究竟什么样子?不得而知。由于缺了“三贤”,名称不得不改,流传到宋朝,宋徽宗名之为《高逸图》。《高逸图》中人物的描绘水平自然很高,背景中的蕉叶、湖石,也为后来的艺术史家研究中国早期的花鸟画、山水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高逸图》是孙位唯一的存世作品。孙位善画龙水、人物、松石、墨竹,随唐僖宗入蜀后,专画山水、人物,尤擅人物,名列蜀中第一。他通过娴熟、高超的表现技巧,细腻而生动地刻画了魏晋名士的形象、风采和精神气质。在技法上,孙位继承了东晋顾恺之“劲紧连绵如吐丝”的风格,用笔精准,笔法老到,行云流水。其中,人物造型刻画得真实细腻、栩栩如生,线条丰富多变。《高逸图》著录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里,画上钤印着“宣和七玺”以及宋徽宗手书的“孙位高逸图”五字,作品的装裱也依照北宋的形式。该图在人物安排上,既摆脱了砖画通过器具来表现的限制,又与砖画中大致相同的器物相契合,人物描绘带有较浓的“肖像画”性质。图中“四贤”,从右至左分别为山涛、王戎、刘伶、阮籍。
画中第一人山涛,抱单膝席地而坐,体貌丰腴,雍容华贵。他下穿“大口裤”,上着“披肩外套”,头扎葛巾,胸怀裸露,名士风度跃然纸上、活灵活现。一支隐囊倚着山涛,身旁摆放着酒器,站立着小童。历史上的山涛,以为官中正清廉、为人性好老庄而著称,也以“八斗酒量”而闻名。据《晋书》记载,山涛饮酒至八斗为止,多则不饮。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欲试探此说,看看是否正确,竟拿出八斗酒请山涛喝,但趁他不备时又偷偷多加了一些,谁知山涛喝够八斗即真的放杯不饮,让人称奇。因此,在这幅绢画中,专以酒器陪伴山涛。
第二位裸足趺坐的高士为王戎,他是“如意舞”的创立者和形象代言人,但在《高逸图》中趺坐的王戎,无法表达潇洒的如意舞,就改为右手执如意棒,只是这根如意棒有些长,像一根手杖,不过手形与如意是保持一致的。王戎面前放着卷帙,掩而不展。
第三位手捧酒杯、满颐髭须、蹙眉回头者为刘伶,所著《酒德篇》传世,其中“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日月为扄牗,八荒为庭衢”的豪放开篇,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刘伶以豪饮名世,《晋书》记载,他曾吩咐侍从随行带把锄头,别人问其缘故,说如果他醉死了,就就地掩埋。《高逸图》中的这位酒林高手为什么在回头的那一瞬间,表现出无奈的神情?是不胜酒力,还是另有所思?
第四位“容貌朗杰,志气宏放”的高士是阮籍,他手执尘尾、微露笑容,表情与前面三位截然不同,他好像在笑刘伶的醉态。史书中说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终日忘归。”阮籍手中拿的麈尾,是自三国时起即为世所重的一种雅器,麈尾是清谈中主讲人身份的标志。没有麈尾,主讲人不能“竖义”,清谈也就无法进行,麈尾成了名士身份的标志之一。
《高逸图》虽然是一幅流传于世的名画,但毕竟只有“四贤”。这不是一幅完整的《竹林七贤图》。因此,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不过,这种遗憾宋元之后即被弥补。从明朝起,掀起了绘制《竹林七贤图》的热潮,画家们争先恐后地创作“竹林七贤”,如明代的仇英、陈洪绶;清代的禹之鼎、冷枚、沈家骞、彭旸、任伯年;近代的张大千;现代的傅抱石;当代的范增等。他们的《竹林七贤图》,虽然没有孙位的那么有名,但也像孙位一样描绘了“竹林七贤”的相貌特征、神情风采,像孙位一样反映了“竹林七贤”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气质,像孙位一样表达了对“竹林七贤”的爱慕、尊重和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弥补了《高逸图》的不足与缺憾,使《高逸图》得以延伸、拓展,让“竹林七贤”的精神得以升华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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