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宁波美术馆送我一套《浙东之光——馆藏甬籍中国画名家提名展作品集》及《浙东之光——潘天寿研究文集》，《美术报》2018年10月27日有“一场有关‘潘天寿学派’的探讨”的报道，我因不能看书，只简略地看了《美术报》的报道，觉得“潘天寿学派”的提法值得商榷。

潘天寿

　　一，潘先生不讲派性。他主张“以学术论学术，不失公正态度”，反对入者主之，出者奴之，高筑壁垒，互相攻击，“不涉及门户系统之意识”，说的就是画家的功力、学养、格调及道德品质；

　　二，潘先生主张“扬长避短”，“不相同才是艺术”，希望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凡是吸收都应该改造，即中国化；

　　三，潘先生熟悉历史，眼光高，胸怀大，思虑深远，他的精神和绘画，属中国画的“高峰”。中国画是“一以贯之”，是最纯正的中国传统继承、发展和创造的中国气派。

　　潘先生以学术论学术，这里只举我亲自接触的几个例子。中国画千姿百派，历史上所谓“派”，有以观念、风格分，有以地域、友朋分等等。最有名的是“南宗”、“北派”。董其昌说北派“非吾曹所当学”，潘先生却赞赏董其昌以戴文进的成就品评其为“国朝画史大家”，“有别于任意谩骂之吴派末流多矣。”在上海博物馆看画展，潘老对着仇英的《雪山行骑图》称赞其功力深厚。1959年浙江博物馆举办的浙江古画展上，潘老说任伯年的《吴缶翁像》是佳作。对旁边罗两峰所作丁敬和金冬心两幅肖像画，更是称赞不止，长时间不肯离去，说古朴厚重、风格遒上，神情呼之欲出，是全展肖像画艺术性最高的作品。山水画上，说浙江自元初赵子昂以来如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都是山水大家，而吴派诸画人只称戴文进为浙派始祖，力加攻击，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一种做法。

　　“潘天寿学派”的提法，大概是卢炘先生提出的。在宁波美术馆举办“浙东之光”活动前，他曾来我家，说潘老是“浙东学派”，我说这个说法太小了。过去南宋陈亮、明末黄宗羲等曾称浙东学派，那是中国传统内部的称呼，对潘老决不能这样称。潘老是站在最高峰，以最高的眼光看问题，要求“拉开距离”。在传统内部，潘先生决没有一点派性，纯粹是学术的眼光。即我们古人提出的才、力、胆、识、学和做人的道德。他的理论，可说是最高的、最全面的。潘先生的实践即艺术成就，由于“文革”迫害，过早离世，但也已达到最高峰。虽然他常感叹八大的气概、稚拙，认为自己稚气尚不足；仰慕吴昌顺的雄浑，黄宾虹的用墨，深觉尚需努力精进，以“呈其极”。潘老的“中西两个高峰”、“拉开距离”，这种认识和担当，直至当今画坛，还找不出第二个人。

潘天寿作品

　　潘先生要求的“新”，不是成为“替代”。他也反对“西化”，要求“扬长避短”。“吸收西洋外来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如果把吸收变成替代，“在客观上就取消了中国画的独特风格”，“失去了最基本的独有风格，……最终也不能立足于世界。”

　　还有诸如线“要‘变’过才能吸收，因为西洋的线与中国的线毕竟不一样。”“严格地说，‘造型’这个词是外来语，较适合于西洋美术；在中国画里，历来称为‘写形’，从字面上讲，含义就有所不同。”又说中国捉形的方法跟西洋捉形的方法有所不同，等等，都是对中西绘画异同的精僻论述。

　　黄宾虹、潘天寿也说过积点成线，那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说的，是物理学的概念，所以他们又称“笔线”、“骨线”，这其中就包含了工具和标准的两层意思。

　　现在的许多中国画，可说忘了潘老的告诫，“以己之短步趋人之长”，几乎难分中、西，既乏“用笔”，又无“空白”，晦暗单薄，装饰乏味，是“世界化”，是中国画高峰的失落，令人担忧！

　　潘先生的画，知行合一，有独特的风格。从欣赏的角度看，清、奇、古、拙、大，用笔用墨及结体，一点一画，几乎无懈可击。不同于前人，不同于西方，让人看了，提升精神，振奋境界，在当时直至现在，除了几个人的若干作品，可说无人可及，已经达到最高峰。至于作品的边角处理，气势扩张，较之传统，更有新的创造。

　　黄宾虹的五笔、九墨及用水的总结和发展，齐白石熟悉民族生活的雅俗共赏，潘天寿对中国画最高、最全面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提出中西绘画两个高峰，应当保持发扬，与西洋绘画拉开距离的见识，都是值得后人反复研究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以及当今中国画的渐失特色，应当再次反思。我认为“潘天寿学派”的说法似乎不妥当，就在于缩小或者矮化了潘天寿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潘天寿先生是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他一再地说：“中国的绘画有它独特的传统和风格”，“艺术上，中国人自有一套中国人的办法。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对悠久二字，不去摸一下，是不会有体会的。”还有很多，不引用了。

　　还有人说潘天寿是文人画，这也是不够的。潘先生说：“凡文人画，往往重文人风趣，而乏功力，即董氏之所谓顿悟禅也。”他眉批黄宾虹《画法要旨》：“先生‘合文人、各家之长，以救偏毗’之主张，甚是。”

　　当然，“文人画”与“文人”不完全相同。关于文人，鲁迅先生曾说“文人无行”，即其行为有的不大合乎道德。陈继儒是文人所谓“隐士”，他被人嘲笑：“飞来飞去宰相衙”。董其昌提倡文人画，说仇英的作家画“非吾曹所当学”。这是偏见。我就搞不清为什么有些人老是吹无行的文人，譬如移居美国的张爱玲追踪汉奸、赵孟頫以宋代宗室降元，陆维钊先生说他的书法骨力差一点。宋代的苏黄米蔡，蔡襄代替了蔡京，这些历史上有共识。讲文化不能不讲道德。潘先生说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作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因为画品和人品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讲德才兼备，德居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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