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以复制的曾侯乙编钟表演古典雅乐

　　从当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年代至今，我国音乐文化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华传统音乐这条漫长的河流中，千帆竞过，百舸争流。音乐创作者们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与此同时，音乐创作方式、手法也在不断地变革。时至今日，中华传统音乐元素虽然在现代音乐中看似难觅踪迹，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音乐创作依然延续着某些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

　　在我国历史上，传统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周朝的礼乐。西周时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宫廷雅乐体系以及一系列的礼乐制度，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稳定，也历史性地将之郑重地托举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滥觞。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周代宫廷音乐中的雅乐主要适用于重大的仪典、祭祀等场合，其音乐风格庄严、肃穆，乐句缓慢而悠长，富有端庄、高远之美。雅乐被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奉为音乐的正宗。先秦雅乐的遗风余韵绵延至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观念和审美倾向，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开篇。

　　受雅乐文化的启发，同时也为了延续雅乐的表演形式和创作手法，当代古典音乐演唱家哈辉提出“新雅乐”概念，并着手创立“新雅乐”体系。“新雅乐”不同于古代用于典礼、祭祀的宫廷雅乐，而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精神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通过诗、舞、乐于一体的形式进行表现，营造出精致、雅正、醇厚的古典审美风格。为了达到多元化的视听效果和舞台形象，同时也为给观众尽可能地还原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新雅乐演唱者的舞台造型力求符合古代中国女性贤淑、优雅的特点，在服装和饰品上也试图对汉服进行复原，举手投足间尽显周代的礼仪风范，为观众营造形神兼备、古朴逼真的演出效果。此外，新雅乐还注重运用现代配器、编曲技法甚至流行音乐元素，使其表现出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点。

　　“新雅乐”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二十多首成熟作品问世。它的取材不仅限于古代雅乐，其中有的取材于古典诗词，把经典的古诗词用今天的旋律重新进行谱写，用现代音乐形式来表现古典诗词之美，代表作品有《游子吟》《关雎》《春晓》等;有的则是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提取德、礼等思想范畴进行全新创作，代表作品有《礼》《孔子曰》等。“新雅乐”的创作坚持“以礼修身、以乐化性”的艺术宗旨，不仅在曲调形式上保留了古风意境之美，而且将古代雅乐所承载的“仁德”精神用现代手法进行表现，这既是对传承千年的礼乐文化的“复活”，又发扬了儒家以礼乐为本的教化精神。

　　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并不单是以声音表达情感的“艺术”，更非只是休闲生活的娱乐和点缀，而是要通过以和为德的“乐”来陶冶人的心性情操，导人向上向善，实现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礼记·乐记》指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意思是说制礼作乐，并非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种种欲望，而是用来教导人们节制好恶之情，从而返回为人的中正之道。由此可以看出，“乐”主要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熹《四书集注》中对“成于乐”的解释是：“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仁精义熟而和顺于道德者，必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也就是说，“成于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和调节，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成就理想人格。可见，“乐”在整个传统文化系统中具有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

　　当前，有一部分人沉迷于那些刺激、热闹、宣泄的“快餐音乐”。有些现代流行音乐作品为盲目取悦听众，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与感官的娱乐，而缺少文化内涵、精神品质的追求，其文化理念、审美定位都与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大相径庭，失去了音乐原有的育人作用。为此，当代音乐创作者不得不重新思考，现代音乐创作应走向何方，应该选择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传统是一条河流。”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从未断流，就在于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始终保持着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张力。其实“新雅乐”不只是哈辉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已经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努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宝藏》节目里，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用古老的曾侯乙编钟和民族乐器共同演绎了《茉莉花》，气势恢宏，悠扬悦耳，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说：“编钟可以很吵，但编钟也可以很美，很酷，它可以好听到爆炸。”而央视另一档节目《经典咏流传》更是将经典诗词注入新鲜的流行元素，从凤凰传奇演唱李白的《将进酒》、龚琳娜演唱屈原的《离骚》、王力宏演唱的《三字经》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所演绎出的“时代性”与“时尚性”。用流行的元素激活经典、传播经典，让朴素的诗词有了新的面目，让静止的汉字幻化成音符在耳边萦绕，带给观众以全方位的听觉享受。这样的“唤醒”行为，自然好评如潮。

　　只有更多的音乐创作者能够潜心于民族文化传统，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对传统音乐资源进行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重新编排和处理，才能真正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总之，现代音乐创作有必要放弃一味追求“新奇特”“短平快”的趋势，而着力向民族传统、向古代雅乐回归，创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中国气派的时代华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目标，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孙甜甜，系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西方古典主义音乐与中国儒家精神的共融性研究”［17CWYJ2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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