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清乾隆旅行文具箱。乾隆皇帝笃爱旅行，一生南巡北狩，饱览锦绣山河。为了他出行时处理政务和读书的方便，既符合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的特殊要求，又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孜孜以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设计制造了这件旅行文具箱。它的四角镶黄色鎏金的铜角，以防止旅途中受到磕碰与磨损，箱内有两个长方木架集锦面小匣，匣中为层、格、槽，用于置放文具、书灯、帽架、书画小卷、棋牌等物，另外还设有隐蔽的机关用于放置精微的物品。这件旅行文具箱最精巧之处在于，它的外壁、底、盖都用荷叶连接，有四条活动桌腿卧放在箱槽中，按动机关，搬出这四条可以活动的桌腿，将桌腿固定后，再将木箱整体翻转过来，文具箱就会变成一张高约四十厘米的活动书桌，供皇帝在旅途中读书之用。

无独有偶，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件拿破仑旅行用品箱，它的主人，是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这只以桃花心木制成的长方形箱子，里面存放的旅行用品多达92件，其中78件是梳洗用品。它的中心部分是一个椭圆形托盘，里面放着各种象牙刀具，在椭圆形托盘的周围，则放置着若干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水晶瓶子和杯子，为旅途中的饮用器具。箱盖里也暗藏着一个机关，按动机关，就有一面镜子出现，供箱主人梳妆打扮之用。这只外表不起眼的旅行用品箱，不仅有着巧妙而复杂的内部结构，体现了设计师比昂内的巧思，更透露出它的主人拿破仑·波拿巴对旅行的热爱和对时尚的追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CCTV-4）制作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遇鉴文明》，推出了一期以“故宫与卢浮宫”为主题的节目。在这期节目中，专门展示了18世纪中、法两位皇帝的这两件旅行箱。乾隆皇帝是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出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登基，1799年去世，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缔造了辉煌的乾隆盛世，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中华版图。《清史稿·高宗本纪》称他“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拿破仑·波拿巴比乾隆帝晚生了半个多世纪，他于1769年出生，1804年12月2日加冕称帝，1821年去世。在位期间，将共和国变成帝国，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完善了世界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这两位皇帝，身处欧亚大陆两端，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先后创造了各自民族的辉煌历史。小小的旅行箱，把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拉近到观众面前，让观众在云风浩荡的大历史之外，感受到两位皇帝亲切生动的生活日常。

拿破仑一世崛起之时，乾隆皇帝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拿破仑并没有见到过乾隆皇帝的旅行文具箱，乾隆皇帝也没有见到过拿破仑旅行用品箱。2008年，故宫博物院和卢浮宫博物馆共同举办 “卢浮宫·拿破仑一世”展，这件拿破仑的旅行用品箱第一次来到紫禁城，与中国观众见面。这两件供皇帝专用的旅行用品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类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明在各有其鲜明个性的同时，也有着相通的共性——它们都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无论是皇帝的专享之物，还是服务于普通百姓的民间艺术品，都是对美好的呈现、对情感的表达、对生命的提升，凝结了人类对于美的实践与思考，绽放着动人的生命华彩。中国人讲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物质之美的背后，透射着人类的精神之美。因此，我们在看待这类文物的时候，目光也应该超越它们“美”的表面，去寻找人类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遇鉴文明》节目每期精选一中一外两个具有代表性、对比性的文明载体进行对比和互鉴，比如古琴与钢琴、国画与油画、瓷器与玻璃器、中餐与西餐、茶与咖啡、京剧与歌剧、中国家具与西方家具、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中国服饰与西方服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中国舞蹈与西方芭蕾等等，独具眼光，独辟蹊径，不仅展示出中外文明各自的特点、优长，而且在中外文明之间建立起巧妙的关联，讲述它们的和谐共生、美美与共。在所有主题中，《故宫与卢浮宫》无疑是反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最为恰切的主题之一。紫禁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即紫禁城内的一千多座建筑，还是可移动文物，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5大类69小项、总数超过186万件（套）的文物，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而卢浮宫博物馆，同样是在皇宫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是法国和世界艺术的宝库。这在《遇鉴文明》之《故宫与卢浮宫》中，都有精要的介绍。

紫禁城已经走过六百余年的历程，这期间，它与世界的联系从来不曾中断。在某些历史阶段，它甚至成为了中外文明交流汇聚的“前哨站”。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使节等来到中国，来到紫禁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也把中华文明传播到西方。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收藏西洋钟表最具特色的博物馆，其中来自法国、英国、瑞士等国的钟表，代表了当时钟表制作的高超水平，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而西方传教士则通过其掌握的西方测绘技术，帮助康熙皇帝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样的国家地理测绘与地图绘制工程。钟表和地图，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相联。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在故宫博物院的建筑装饰、家具、绘画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中都可以看到。而且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包括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的古佛像、17-20世纪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外国文物，是中国与外国进行友好交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的见证。

明清来华甚至进入宫廷的这些外国人士，也通过以书信的方式，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这些书简，在18世纪的欧洲公开出版，内容涉及了中国的版图、物产、科技、制度、风俗、历史的方方面面，一度引起了西方的“中国热”。正是通过这些 “东方书简”，西方人开始了解《论语》《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智慧与思想，发现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人已经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相应地，来自中华文明的建筑、园林、家具、服饰、绘画、陶瓷艺术，也倾倒了西方人。早在1670年，路易十四就在凡尔赛建造了一座“中国宫”，此后，欧洲对中国建筑的仿造热情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700年，法国凡尔赛宫更是以一场中国主题的舞会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加舞会的所有王公贵族都化装成中国人，法王路易十四还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皇帝的模样，以表达他对中华文化的倾慕之心。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体现出“兼收并蓄、从容吐纳的自信”。中华文明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对外来文明的学习与借鉴。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是互为“他者”的。通过对方看到自己的长处与局限性，通过相互学习借鉴来不断寻求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通过不断学习外来文明，实现自我超越，不断把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层次、新的境界，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并且至今生机勃勃的秘密所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遇鉴文明》，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希望其能成为展现中国开放包容心态、反映中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包容发展的优秀电视节目。

（作者：王旭东，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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