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当代电影类型化探索的启示

——以电影《暴雪将至》为例

      类型电影的目标对象是社会大众，因此它所需要把握的是主流观众的心理。对社会现实既要关注，又要逃避，二者平衡是类型电影必不可少的美学特征。

　　在《杀人回忆》影响下诞生的一系列国产犯罪电影，已然不再将离奇的作案手法、残忍血腥的作案现场等元素作为电影卖点，而是更愿意把心思放在表现凶案背后所蕴含的人性的黑暗与光芒、时代变迁、社会问题上。

电影《暴雪将至》剧照

　　2017年年末上映了一部令人惊喜十足的犯罪类型电影《暴雪将至》。凭借此片，导演董越斩获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男主角段奕宏获最佳男演员奖。虽然其累计票房2698 . 3万元，远远少于同样是犯罪片且同样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白日焰火》高达1 . 02亿元的票房，但作为董越的处女作，影片向观众展现的类型片探索野心、突破与诚意是不容置疑的。许多影评不约而同地将《暴雪将至》与之前的《烈日灼心》《白日焰火》乃至可以说是确立了犯罪电影一个高峰的韩国电影《杀人回忆》进行比较，指出《暴雪将至》与这些犯罪电影存在很多相似模式和技法，并且在叙事上还稍显稚嫩。

　　的确，珠玉在前，《暴雪将至》自然要面对更大的压力与期待，即使它仍然存在种种缺陷，但绝对不是对前人电影的致敬和复刻，无论是其存在的问题抑或超越都是对于中国当代犯罪电影乃至类型电影具有进步意义的探索。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从而得到一些关于中国当代电影类型化道路上的启示。

　　艺术个性与类型化的博弈

　　《暴雪将至》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犯罪类型电影，但如若只是关注破案这一条主线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得出案情在剧情中体现得十分稀薄、松散，是一部失败的犯罪类型电影的结论。然而从一开始，导演董越的野心就远不止讲述一个犯罪故事。他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起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2013年，他在网上看到一张甘肃玉门的图片。一个随着时代变迁而衰落的能源小城，整个城里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在图片中呈现一幅空城的景象。他说：“那些图片的色调，元素的构成;生活在那里的，只有老人与狗，沧桑至极。我当时就决定要在那样的场景里拍一部电影，拍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拍一个20年跨度的故事。 ”所以，影片从诞生之初就决定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特殊时代和被其遗忘的多余者的故事，而故事中的罪案和悬疑情节则是为了满足大众观影期待的商业电影元素。从故事的最初立意就可以看出导演力图在电影中找到艺术个性与类型化要求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既有亮点，也碰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独特的视觉风格设计使得观众产生两极化的观影体验。整部电影画面是统一的灰调，而几乎贯穿整部电影的冷雨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冬天的雨阴冷、压抑，且连绵成一片让人视野模糊的雨幕，不仅将电影中的人物分隔为一个个孤岛，也让观众通过这种强烈的影像质感沉浸于阴郁的故事气质。这种设计一方面让部分观众觉得风格单调并且压抑得让人难受不适，但另一方面也让部分欣赏这种统一风格的观众十分赞赏这种沉浸式、在场式的观影感受。

　　其次，在叙事上，导演设计了很多颠覆传统类型电影叙事的东西。比如从整个故事结构来说，《暴雪将至》是开放式的，很多案情细节都模糊不清，很多空白需要观众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填充。此外，在一些细节上，电影也体现了反类型化的特点。比如引起观众热烈讨论的余国伟重返工厂大礼堂的情节。守门老人的否定使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一切仿佛成了一场幻梦，无论是荣获劳模称号还是遭受的一连串打击似乎都成了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这种安排可谓十分大胆。很多观众就对这一安排产生质疑，认为有多此一举、故弄玄虚之嫌。但导演董越实际是想通过推翻影片前半部分建立的真实性，让人们对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并对世界与自我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这些带有后现代主义意识的做法就让电影带上了实验性的意义。

　　无论是视觉风格，还是叙事方式，我们都可以从很多细节上找到电影在类型框架下融入个人创造和艺术个性的努力。但起码从叙事上来说，前半部分扑朔迷离的命案在重游礼堂的虚无主义式的处理下，陡然陷入一种何为真实的思考和对过去时代的悼亡，转折未免有些生硬，实际上可以探寻一种更好的叙事方式将表层的犯罪悬疑与内里的时代焦虑相衔接。英国学者爱·布斯康布在《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中表示，“艺术家把他自己的思想、技巧和能力(就最广的意义来说是他的风格)带进类型，而类型则给他一个对他的作品起指导和规范作用的造型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施加的限制。 ”如何在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又能体现导演的独特电影风格，其实就要求电影人不仅仅是为电影打上自己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增加电影的艺术感染力，真正给人以美的感受。在体现思想性之前还是要做好类型片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讲好一个故事。

　　关注与逃避之间的平衡

　　观察近年来口碑不错的国产类型影片，如《疯狂的石头》《白日焰火》《烈日灼心》乃至《暴雪将至》与其之后接档的《嘉年华》无一不是包含着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可见观众对于表现现实焦虑的电影是有很大需求的。但如何表现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类型电影又是不同于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的。类型电影的目标对象是社会大众，因此它所需要把握的是主流观众的心理。对社会现实既要关注，又要逃避，二者平衡是类型电影必不可少的美学特征。影片关注现实焦虑不是让观众陷入沉重的绝望而无法自拔，而是要给出一个在剧本中能够实现的解决方式，使其摆脱具体现实问题对于精神的无休止的纠缠，转而专注于电影艺术带来的审美体验。

　　《暴雪将至》的讲述背景虽然是国企改革中所爆发的工人下岗潮及其相伴的系列社会问题，但它并没有在这个具体的时代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而是转入了对于时代剧变之下，普通人不断挣扎却最后被时代遗忘抛弃的人与时代关系的问题。对隐含着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讽刺的多年未解的命案、逍遥法外的凶手，电影并未点破，而是巧妙地选择了恶人自有恶报的方式给了观众一个在现实中或许不会得到的圆满和真相，凶手的真实面目和其背后的巨大时代阴影则交由观众自己去思考。

　　美国学者查·阿尔特曼在《类型片刍议》中指出，“类型电影兼有文化与反文化双重特性。它们表现出的欲望和需求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成分，但是它们又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信条。 ”“每一种类型都是把某一种文化价值与另外一些价值对立起来，而这些价值正好是被社会忽视、排斥和特别诅咒的。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综合体能够实现一个虚幻的梦;这也使观众能够表现出被禁止的感情和欲望，同时又得到主流文化的批准……类型影片能够把社会禁止的体验和被允许的体验结合起来，其结合方式竟能使前者显得合理而后者显得丰富。 ”一部好的类型电影就是要用轻盈的电影语言去表达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的问题，在轻盈对抗沉重的同时又以其含蓄性触发观众更多的思考。

　　但这种轻盈并不意味着与所想展示的现实或时代环境的剥离。《暴雪将至》虽然做到了关注与逃避之间的平衡，但是在时代背景处理上不够精致。特殊时期特殊群体相对表象化。我们看到了工厂、铁路、下岗潮、筒子楼、《运动员进行曲》、交际舞等充满年代感的意象罗列，但这些意象并未更进一步与剧情推进结合起来。譬如余国伟被赶出工厂的那一幕就处理得太过潦草，作为主人公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和时代暴雪将至的象征，本来应该是着重表现的一个情节。因为如果时代变革的压迫感没能充分展现出来，那么与这种压迫感相伴而生的个体的不安、焦虑乃至畸形欲望就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把握时代的脉搏

　　相比如何表现现实，表现什么样的现实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类型电影的形成托付给市场，票房高的影片一定积淀着社会心理，把握着时代脉搏，但在中国，一些高票房电影只是一味迎合市场选择，导致其庸俗化乃至低俗化，长此以往无论是对于电影本身的发展还是观众的审美品位的提升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杀人回忆》影响下诞生的一系列国产犯罪电影，已然不再将离奇的作案手法、残忍血腥的作案现场等元素作为电影卖点，而是更愿意把心思放在表现凶案背后所蕴含的人性的黑暗与光芒、时代变迁、社会问题上。具体表现在《暴雪将至》上，它不仅引发了观众对于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厂下岗潮问题的重新审视，更是契合当下中国社会改革转型时期，人在时代变化中对自我难以有一个清楚认知与定位的不安和焦虑。

　　主角余国伟本来是一个聪明能干且对未来充满野心的年轻人，但他无论如何努力却始终不能摆脱编外人员的命运，每一步对凶手的不断逼近却又让他一点点远离所渴望的编制，最终执着变成失去理智的疯狂，杀死了那个同样无辜的年轻人，把自己送进了牢狱。沦落风尘的燕子心怀一个普通女人的梦想，努力向能够帮助她实现梦想的恋人余国伟靠近，却最终被恋人的狠心送进了绝望之境。除了主角之外，无论是中间插入的杀妻案凶手还是徒弟小刘等其他众人，都深陷时代泥淖无可挣脱。而老警察的频频发问，或许问的不只是那个混乱的新千年前夜，更是每一个处在快速发展变革中的时代的困惑：“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们面对这种无力感究竟应该怎么办?

　　导演贾樟柯曾表示，当代中国电影太缺乏对于真实生命的表现。而真实生命必然是与时代命运、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这种关怀不仅艺术片要有，类型片也同样需要去把握时代的脉搏。一方面是出于迎合大众心理，赢得票房的功利性考量，另一方面真正成功的类型片不是徒有一个没有发展空间的叙事模板，而是在叙事框架之下能够有更加深邃的思想，建立在现实之上的探索和思考。

　　从艺术性与类型化的平衡、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逃避、把握时代脉搏这三点来看， 《暴雪将至》在探索当代中国电影类型化的道路上做了很多努力，其留待解决的问题也给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以启示。

（文/李晓璇、李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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