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探案2》与《红海行动》

　　2018年春节年初一，中国电影创造了一个新的票房纪录——近13亿元人民币创出单一市场单日票房产出的全球新高。整个春节档里，《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成为市场的大赢家。这两部电影都可以看作中国电影创作在近几年里的新开拓。对比之下，《捉妖记2》和《西游记女儿国》的表现差强人意，构成了可以对应参考的现象。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并无关联，一个是战争动作，一个是喜闹剧。但是这两个产品的研发路径都源于同样合力：其一是中国和中国人与世界关系的新表述，另一个力量来源是要“类型电影”这个概念的精确落实。可以说，中国这些年来所有大获成功的电影，都来自于这两股合力促成的优质产业资源组合。

　　所谓“中国和中国人与世界关系的新表述”，对内包含着传统叙事资源的再利用、对社会伦理的重构，对外表现为中国与全球的新关系的探索。这意味着一个有着强大历史脉络和传统文化资源的国家，面临文化和伦理的全新建构，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处境里蜕变出的新的“全球观”。

　　再则，创作者必须面对产业的一般伦理，即类型电影怎样利用文化资源制造观众的“快感”模型。“民族电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商业类型片的真相在于从电影语言到技法、方方面面地接轨全球化的语言体系和工业标准，而不是满足于“类型元素”和“民族元素”的碎片化堆砌。

　　在明确这个基本逻辑之后，我们进一步地讨论《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所彰显的新的可能性。这两部电影的主要场景在国外采景拍摄，但是和以前海外拍摄的中国制作有一个巨大差异，这个差异指向中国电影进行全球产品生产的关键指标——在中国电影构建的新世界体系里，中国脸孔怎样承担起核心支点的作用，这对中国演员和表演体系都提出了新要求。

　　《泰囧》的成功，表明中国开始构建了一个强大且自信的“自我”形象，且这个形象关涉到“周边”。《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出现，将“中国”这个名词能指和所指的内容，空降在美国这个强大的全球化符号生产国度里。这两部作品揭开“中国电影和世界关系新表述”的大幕，它们的力量远在泛泛而谈的“国外景观”或“异域元素”之上。今年《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　带来的重要突破是让中国演员的表演融入国际化的表演体系里。《唐人街探案2》的中国式喜剧表演仍然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一定程度地抑制了“国际化”的倾向，尽管如此，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称赞片中的外国演员“配角”：“我们借用一个奥斯卡评选中的术语，叫actorsinsupportingroom，就是演员辅助着角色，这是一个体现专业素养的词，能够辅助角色的演员没有一个跳戏的，每一个演得都特别好。”我们不妨这样说，在这个以“辅助角色”的完成度作为专业度量衡的表演体系中，中国演员的“脸孔”已经能够融合进去，在一个放之世界而皆准的商业片表演体系中，“中国面孔”不再是突兀的。这个表演的高度融合，以及与之相伴的新的视觉体系，在《战狼2》和《红海行动》中有更强烈的呈现。

　　新的面孔和新的类型，把中国电影的叙事带向新的边界，这是国家形象在文化层面的构建、和类型电影消费的双驱动力导致的必然结果。随着类型观念深入电影创作过程，必然将引入电影语言和制作水准的国际化标准，这个标准最终转换到“表情体系”，即演员的表情管理、肢体行为和声音控制都将和好莱坞以及欧洲表演系统完成无缝对接。这里，“融合”的本质不是中国元素参与全球化叙事，而是中国脸孔成为主角，在中国故事里创造“世界新景观”。尤其，当“动作片”这个类型成为全球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品时，“动作”要求中国演员的表演和国外同行构建出一个“共同体”，“动作”成为统一观影趣味的支点，这种诉求递进地传递至肢体、表情和声音，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激发中国演员试探新的美学可能。随着“新叙事的边界”逐渐清晰，丰满起来的“新人物”将带出“中国和中国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呈现。《红海行动》里难得安静的段落，张译和海清关于“只救一个中国人，还是救全体人质”的讨论，就明显地呈现出新类型、新叙事与新人物诞生的内在逻辑。

　　在上述合力的推进下，中国电影产业面临迫在眉睫的新旧迭代，迭代过程也将不断印证和修订上述“内在逻辑”。中国电影的未来，在于将经济成长形成的市场能量，落实为成熟、自信的自我身份认同。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不仅要在中国故事中创造出“新的世界奇观”，与此同时，也必然将构建出由中国面孔支撑起的新的“世界体系”。

　　作者：杜庆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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