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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燃烧》：用“轻”的方式讲述生命之“重”

2018-09-26

阅读：来源：辽宁日报作者：赵亮收藏

本文原标题为：

用 “轻”的方式讲述生命之“重”

——我看电影《燃烧》

　　看电影《燃烧》有一段时间了，可久久摆脱不掉它的气息，可能是那种独特的气质太吸引我了吧！电影刚结束时，我是近乎抓狂的，因为搞不懂它在说什么，我又不想马上翻看别人的解读，那种感觉就像戒了烟又犯了烟瘾的人努力控制自己不去复吸。我索性离开电脑，拿起笔在本子上想到什么写什么，慢慢地，心中的迷雾一点点散去，电影的那个“核”逐渐明朗起来，就像阿巴斯所说，“一部好电影让你无法动弹。它挑衅，唤醒内在的东西，在电影结束后很久仍在拷问你。一部好电影需要由你来完成，在你脑海里，有时很久之后才真正完成。”

　　这部电影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虽然惜败《小偷家族》，没能摘得金棕榈桂冠，但它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有史以来的最高评分3.8分。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全片散发着诗歌般的文学气质，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隐喻、象征、符号，影片中不确定的地方太多，所以对它阐释和解读的空间非常巨大，这就是导演李沧东的高明之处，需要观众用自己的思考和解读来完成电影的最终表达。

　　虽有跟踪、杀人等情节，但影片并不属于惊悚类型片，它的剧情非常简单，只有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牵绊。钟秀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的理想是写小说，最喜欢的小说家是福克纳。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小学同学惠美，还把抽奖抽到的一块粉色手表送给她。惠美靠在庆典上跳舞维持生计，同时要帮家里还债。她想去非洲，看那里的小饥饿者之舞和大饥饿者之舞。后来在非洲，惠美认识了本，一个有钱却神秘的男人。回国后，惠美、本、钟秀经常在一起。本告诉钟秀，他喜欢烧大棚，就是韩国随处可见的没有用处的塑料大棚，而且下一个要烧的大棚就是离钟秀最近的那个。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钟秀发现他身边的大棚一个也没有少，但是惠美失踪了。钟秀在本家里发现了他送给惠美的粉色手表，最后，钟秀把本杀了，烧掉。

　　钟秀、惠美和本虽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在我看来，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面对的生命困境是一致的：钟秀与惠美都是贫困阶层，在生活的底层挣扎，相对于物质的贫瘠来说，精神上的贫瘠是更大的困扰。钟秀一直想写小说，却无从下笔，他喜欢福克纳的小说，福克纳的小说充斥着大量的意识流和哲学思辨，由此可见钟秀略显呆滞的外表下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他苦苦求索却始终不得。惠美孤独而敏感，负债累累的她偏要去非洲看她想看的舞蹈，那也是她的生命之舞。她努力寻找存在的意义，努力填满心灵的空虚，她在哑剧中领悟到“不要想着这里有什么，而只要忘掉这里没什么”，她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对着晚霞独舞，也想象晚霞那样绽放美丽之后消失不见，如同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本则是物质财富丰厚，精神上极度空虚。为了摆脱生命的苍白无力，他选择做一些极端的事情来唤醒沉睡的自己，“我看着那些燃烧的塑料棚，会感到喜悦，从骨骼深处响起贝斯。”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毫无负罪感，“我不做什么判断，只是接受而已，接受它们等待被烧这个事实。”当钟秀用刀刺向他的胸膛，他使出最后的力气用身体拥抱钟秀，眼神流露出感激，他终于得以解脱。

　　有人认为《燃烧》是李沧东导演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里面呈现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等的确是对韩国社会现实的观照，但我认为这不是影片的着力点，影片更多超越了现实的层面而指向更深刻的精神维度。钟秀杀死本是在为惠美复仇，但又何尝不是钟秀对本“烧大棚”的延续呢？这不是食物链意义上的孰胜孰负，而是一种苍茫的宿命感。他们不过是在自己的精神轨迹上企图寻找慰藉和解脱。

　　整部电影虚实相生，惠美的哑剧、似有似无的猫、存在之谜的水井、无人应答的电话，从现实感中抽离开来，折射出虚无，虚虚实实，无法触摸，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又像什么都已经发生，甚至是无可挽回，它是在用一种“轻”的方式讲述那些生命之“重”。

　　“契诃夫之枪”的原则在电影中被用到了极致，它指的是在故事早期出现的某一元素，直到最后才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也就是契诃夫说的那句“如果故事里出现了枪，它就必须被发射”。比如那块粉色手表就是理解影片的一个重要线索，一开始埋下伏笔，最后当那块粉色手表出现在本卫生间的抽屉里时，已经心生疑虑的钟秀终于认定本杀害惠美的事实，原来本口中的“烧大棚”就是杀害那些没人关心、无关紧要的女孩。还有钟秀在家里偶然发现他父亲珍藏的崭新匕首时的眼神，从那时起就在他心里隐隐种下了杀人的种子，影片结尾他就是用那把刀结束了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