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上来看，中国军事电影也还有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不仅需要“亮肌肉”的阳刚热血、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学，也需要“写灵魂”的更加深沉动人的思想和情感力量；不仅需要高度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也需要更加立体和丰满，更具思想和艺术深度的艺术典型；不仅需要记录和见证“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壮志豪情，也需要有理性、冷静的反思与建设性态度；不仅需要展现蓬勃的爱国主义激情，也需要表现开放包容、从容而自信的大国风范和胸怀气度；不仅需要对广大官兵、对人民产生情感激励和价值培育作用，更要通过共享价值的对外传播，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国际性影响，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独特价值。这或许正是未来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应有的发展蓝图。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近几年，一批被称为“新主流”的电影作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军事题材电影则是其中的主干力量，这也使得中国军人成为了新时代电影银幕上最令人瞩目的群体。他们的身影不仅出现在《智取威虎山》《建军大业》等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当中，出现在《战狼》《战狼2》《空天猎》《红海行动》等当代军事题材作品当中，甚至还出现在科幻题材如《流浪地球》中，并成为了推进故事、升华主题的关键性角色。他们将中国电影中的军人形象塑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种全新的改变无疑与“新主流”电影的类别特征有直接的关系。

　　所谓“新主流”电影，是指以红色革命、国防军事等为题材，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核，具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向，同时以商业类型电影为形式载体，兼顾普适性的人性、情感和价值的表达，强调视听层面的观赏性、娱乐性，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类别。它是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商业类型、主流市场的综合形态，也是“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的复合与重构。“新主流”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军人形象塑造，显然受到了这种双重属性特征的深刻影响。

　　这些军人形象一方面有着“主旋律”电影中传统的军人品格和精神素质，比如顽强坚定、果敢机智、英勇无畏、捍卫正义、忠诚使命、勇于牺牲等，但另一方面，作为商业类型电影中的艺术人物，他们又开始具有了高度的类型化特征，与此前军事电影中的军人形象产生了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变化主要包括：

　　他们被赋予了更加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不唯唯诺诺，不片面惟命是从，不再动辄请示汇报，而是能够根据战地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创造性地完成作战任务，比如《战狼》中冷锋抗命三枪击穿墙体、俘虏“敌指挥官”、解除“围城打援”困局，比如《红海行动》中队长杨锐随机应变，改变营救目标，解决核材料危机等。他们被赋予了更加个人化、更具说服力的心理与行为动机，《流浪地球》中刘培强与父亲、儿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强化了其英勇牺牲背后的情感力量，冷锋主动承担营救任务的背后，还有寻找杀害女友的凶手，拯救干儿子母亲等私人化的理由，使其行动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他们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个性和强大的个人魅力，从容自信、风趣幽默，既敢于追求个人的幸福，也敢于向敌人亮剑。他们被赋予了超凡的个人能力，既有过硬的身手，也有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与眼界，勇涉险地，浴血奋战，最终还能不辱使命全身而退，成为不逊于特工007或杰森·波恩式的超级英雄。他们甚至被赋予了适度的“犯禁性”，比如杨子荣刻意为之的土匪气，冷锋违犯纪律、怒惩村霸等，既为影片创造了更强的戏剧冲突和内在张力，也使得人物更具个性、更加棱角分明。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当然，作为戏剧式电影的类型化人物，这些超级英雄角色也相应带上了类型化人物的弱点或局限：他们是简单、直接、鲜明、强烈、极致的，但未必是丰富、立体、复杂和深刻的。形象塑造主要借助外部性的动作冲突，而不是内部心理冲突来完成。他们往往出场就是全能战士，缺乏人物发展的弧光，缺乏成长与变化，等等。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正是这样高度类型化的简单、直接、强烈、极致，才为“新主流”大片在文化和市场上创造空前奇迹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正是这些差异与变化，才使得其军人形象塑造得以不断突破之前的惯性思维，开始逐渐摆脱了传统“主旋律”人物塑造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高大全”等通病。

　　尽管“新主流”大片中的军人形象看起来与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已经非常相似，但事实上在类型化特征之外，这些英雄形象更为显著的特征却是其鲜明的国族指向，这也是他们与好莱坞超级英雄最本质的区别。

　　军事电影原本就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军事电影的立项拍摄常常是国家行为，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而不是个别艺术家或电影公司的个人化个体性诉求。《战狼》《空天猎》《红海行动》等影片都得到了中国军队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甚至就是由军方直接提出并由地方来完成的“军民融合”项目。在强化其商业类型特征之外，中国军事电影原本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没有改变。这些军人形象，既是个性鲜明的“这一个”，更是具有类属特征的“这一群”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中国军人”乃至“中国”的形象象征。

电影《战狼》剧照

　　国族指向在“新主流”电影中是被有意强化和突出出来的。《战狼》系列中的“IfightforChina”臂章、护航撤侨、以臂竖旗等情节与细节，《红海行动》《空天猎》中的“我们是中国海军/中国空军，我们带你们回家”“如果不能为了人民而战，还能为了谁”等台词，都彰显了这些军人形象背后的国族身份。

　　更典型的例子是《流浪地球》。原著小说中的国族指向原本极弱，随着“流浪地球”计划开始实施，联合政府已成为绝对主导，国别界限几乎都已消失。小说中，“中国”“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名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联合政府”却出现了19次，且都是重大的行为主体。然而电影却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明显强化了国族指向：联合政府被虚置，而中国则贯穿始终，甚至连地下城的生活都极具中国当下的本土色彩。小说提到父亲是空军宇航员，但并未提及其国家，而且这只是一个很快就死亡的边缘角色。然而在影片中，父亲刘培强成了最重要的主角，他被醒目地介绍为中国空军的中校，宇航服上绣着中国国旗，在中国制造的太空站上工作，最终也是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舍弃了最为珍视的亲情，不惜牺牲自我，引爆空间站让地球逃离了木星，拯救了地球和全人类，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举。作为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某种意义上成了一曲关于中国军人的壮丽颂歌。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化，显然经历了一个国族指向被重新凸显和强化的过程。

　　“新主流”电影中军人形象的国族指向，其表述策略也正在自我调整与进步。正如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战狼2》中相对直露的国族表达，到了《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已经变得相对克制和含蓄，显得更加自然，也更易在国际传播中被接受。

　　类型化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缝合，使“新主流”电影中的军人形象呈现了全新的面貌。而在根本意义上，这样的形象是时代性的社会思潮以及现实政治文化的产物，打上了鲜明的新时代的烙印。

电影《智取威虎山》剧照

　　在“新主流”影片中，透过这些中国军人形象，可以逐渐看到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想像：一方面它们有了一种主动、积极和进取的全新的天下想像、世界景观，这是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中国更加主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事务的必然折射，这也为影片赋予了某种类似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性与世界性；另一方面，它们又保留并彰显了国族身份，从而使自己能够被纳入日益高涨的主流国族叙事当中。在《战狼2》《红海行动》《空天猎》等影片的海外人质拯救行动中，都不难看到某种超越国界的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倾向，而在《流浪地球》中刘培强的牺牲，则又与集体主义传统的献身精神一脉相承。这当中无疑显示了尝试兼顾天下主义与集体主义、世界主义与国族主义的意图，既呈现了全新的世界图景与想像，又与集体主义文化、“大国复兴”的梦想紧密关联，这或许才是“新主流”电影能够产生广泛社会共鸣的真正原因。

　　将“新主流”电影中的军人形象放置在新中国军事电影史的坐标系中，更能看出其独特性，也更能衡定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当前“新主流”电影中的军人形象，是高度类型化的个体形象，与强烈鲜明的时代性的国族形象的复合体。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新中国军事电影史上或许都是未曾有过的。就类型化而言，中国军事电影一直在探索商业类型化之路，但都未获得真正的成功，直到“新主流”电影创造文化和市场的奇迹，才标志着这种高度类型化的人物模式的成型。而就国族指向而言，新的国族意识也较此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叙事的合法性不仅来自“过去”（革命历史），而且正越来越多地来自“当下”甚至“未来”；国族叙事的空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和景观，自我与他者之间传统的强弱关系、俯仰视角开始被改变；国族叙事的姿态由源于历史悲情的愤激、现实对照的艳羡，逐渐转向从容、自信，最终发展到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像，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自主的创造性想像的可能。

　　“新主流”电影中的军人形象，在个体形象、军队形象和国族形象之间达成了一种有效的平衡，这正是他们区别于新中国军事电影史其它阶段的独有特征。或许也正因如此，一度被弱化的军事题材电影重新站上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之巅。毋庸讳言，这些影片的确还存在某种评价两极化的现象，但创纪录的票房与良好的口碑无疑又反映了大众对他们的广泛共鸣。目前中国国产电影票房榜的前三甲（《战狼2》《流浪地球》《红海行动》），都直接间接与中国军人有关（甚至恰好分布在陆海空三军），这恐怕并不是一种偶然。作为新片的《流浪地球》，其豆瓣评分人数高达123万人，已经打破了豆瓣国产片评分人数的纪录，甚至将公认的经典名片《霸王别姬》的评分人数都远远甩在了后面，足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军人形象正在中国银幕上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和“外溢现象”，即这种形象特质正在由军人群体向其它群体扩散，由军事题材向其它题材辐射。比如演员吴京饰演了陆军特种兵，还饰演了科幻故事中的空军航天员，最近又出演了上世纪60年代勇攀珠峰的登山运动员（《攀登者》）。演员张涵予既饰演了杨子荣，又即将成为“中国机长”（《中国机长》）。演员彭于晏既出演了卧底金三角的中国公安，又将成为中国救援队的超级英雄（《紧急救援》）。可以说，他们都属于兼具高度类型化特征和鲜明国族指向的同一类型角色。而不同类型的电影，如军事题材、体育题材、灾难题材、科幻题材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内容与美学路径。借用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观点，这些看似“不同的故事”，其实都从属于一个共同的“大的故事”，即在新时代背景下，一个正在崛起、日益强大、更加自信的“中国”的故事。“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所讲述的军人故事，无疑承担了这个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首讲人”的关键性角色。这或许正是“新主流”电影深层结构所包含的文化意义。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军事影视作品的生活则是军事实践。当前我军正在走在强军兴军的征途，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正在全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也正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军事题材作品将有着更多的发展可能性。从艺术上来看，中国军事电影也还有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不仅需要“亮肌肉”的阳刚热血、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学，也需要“写灵魂”的更加深沉动人的思想和情感力量；不仅需要高度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也需要更加立体和丰满，更具思想和艺术深度的艺术典型；不仅需要记录和见证“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壮志豪情，也需要有理性、冷静的反思与建设性态度；不仅需要展现蓬勃的爱国主义激情，也需要表现开放包容、从容而自信的大国风范和胸怀气度；不仅需要对广大官兵、对人民产生情感激励和价值培育作用，更要通过共享价值的对外传播，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国际性影响，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独特价值。这或许正是未来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应有的发展蓝图。

　　(作者：詹庆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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