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电影创作呈现出和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其中，电影和时代生活是重要、深刻的基本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多元绽放，变革创新，在开放、对话语境下反映社会发展，揭示着我们时代的冲突，进一步共同高举人文价值，走向超越，推动更多电影创作独树一帜，进入了创作力勃发的当代电影繁荣期。

　　一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后冷战时期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中国电影的本土叙事及多种题材积极配合着国内政策和形势，体现出了反映新时代、描写新生活的共同的主题选择，虽有激荡、冲突，但仍成功给新中国建设和美好新生活的多方面展示搭建了一个舞台。

　　农村题材是当时倡扬“工农兵电影”中重要的创作方向。“十七年”时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影片众多，有的宣传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政策，有的努力将改造的革命精神带到农村，有的侧重表现农村丰收的风貌，也有的注重特定时代的农村社会和劳动的表现。而从《儿女亲事》《妈妈要我出嫁》《花好月圆》《女社长》到《李双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敢于表达女性感情和思想，追求个人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理想。不少影片既有表现时代现实的特点，又注意融入情感弧线，有一定生活趣味，节奏鲜明，让许多观众很感兴趣。至“文革”时期，故事片很少，但《艳阳天》《山村新人》等影片，仍然努力表现新的政策和政治环境对于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影片叙事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教化色彩。

　　新中国电影中的工业题材，重点表现工人艰苦奋斗、不断创新的高贵品格，以此来宣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光发热的精神。《桥》《走向新中国》《六号门》《伟大的起点》《钢铁巨人》《火红的年代》塑造了一大批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工人阶级劳动模范形象。

　　革命历史题材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革命斗争，成为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电影创作的大项。

　　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抑或战争题材，像《赵一曼》《上饶集中营》《鸡毛信》《党的女儿》《洪湖赤卫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努力反映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坚韧勇敢的品格，注意英雄人物塑造，强调“革命”与“斗争”，与新中国的事业形成对照，提升民众的信心，发挥电影的教化功能或激励功能，有利于一种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立。这些作品，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表现，传奇叙事特点鲜明。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由王家乙导演的《五朵金花》，不仅表现云南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而且通过歌舞的形式反映少数民族和边地人们的幸福生活。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在总体上极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由点点滴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展现中传递思想。

　　二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电影，在追求个性、创造性并走向市场化的路上为争取观众而在作品中注入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苦难的心》《巴山夜雨》《泪痕》《芙蓉镇》《黑炮事件》这样的影片创作，寄寓不无清醒认知的政治批评。而《瞧这一家子》《庐山恋》《爱情啊，你姓什么？》《邻居》《血，总是热的》《街上流行红裙子》《代理市长》《T省的八四、八五年》等现实主义影片，着意反映人的思想、品位、爱情、生活与社会改革的进程。这些影片对于现实的反映真实而又有丰富的张力，能表现出特定时代人们的忧患、伤痛、酸楚和生活的希冀的状态，它们之所以能产生较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和人、生活景况、社会情势有很大的关系。谢晋的“反思三部曲”极具挑战并且有战胜自己的气魄，富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等第三代、第四代电影人的作品，细腻反映人的感情和真实世界，从艺术价值角度来说影响深远；而第五代电影人也达到他们电影创作的峰巅状态，拍出了《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等影片，重新叙述的传奇与个性化的镜头语言、表现方式真确无讹，极具新的电影美学的张力。这都和改革开放与时代生活为电影提供很大表现空间有着重要联系。也许是为和娱乐电影对抗，这一时期也出现过“为下个世纪的观众拍片”的声音，但对创作做真诚的情感投入，以切身的生活体验和真诚心态去描绘有现实感的社会与生活图景，以情动人，反映了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通俗旨趣与精神底蕴，更具影响和生命力。

　　90年代的电影更加多元，真正影响电影创作选择的，是观众对电影的热情。90年代以后的现实题材影片，如《北京，你早》《龙年警官》《特区打工妹》《过年》《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扁担·姑娘》《美丽新世界》《一个都不能少》等等，在介入时代、表现主流价值观的同时，重视将故事与电影的视听元素、视觉感性及风格结合，情感细腻，且兼具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受到观众的喜爱。黄建新的《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等影片，艺术处理生动鲜明，在题材及表现上描摹时代特征比较出色，令观众体会一番真实的生活景况和令人神往的心智体验。第六代导演的影片故事大都围绕着当代青年追求自由、爱情等内容展开，娓娓道来，在闪烁着人性特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在面对生活时不同的选择态度，透视出大环境价值观的流衍、变动。也许，一部影片获得多少票房，或多少专家的肯定，并不能使它成为经典，只有真正获得更广泛的观众喜爱，让他们有代入感并受益，才是一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关键。像陈凯歌、张艺谋拍了《边走边唱》《风月》《荆轲刺秦王》《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片。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剧情片《霸王别姬》，讲述男主人公的生活、情感与命运，表面上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气味，却颇具真实性。

　　三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创作，反映当代价值，彰显中国本土叙事，所呈现的走向超越与拓展特点格外鲜明而突出。

　　（一）与时代同步，电影创作观念走向进一步开放，市场和转型期的中国电影被推到了新的聚光灯下。随着电影市场和消费者的观众中心进一步确认，电影创作题材多种多样，从《英雄》开始，到《神话》《赤壁》等，呈现出产业化兴起后电影创作商业化、规模化的特点。与此同时，《苏州河》《十七岁的单车》《开往春天的地铁》《卡拉是条狗》《世界》《可可西里》《青红》《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盲山》《山楂树之恋》《归来》等影片，表现生活在社会中各个角落的小人物，映照中国当代的思潮及流变，和动作、类型片建立起的一套系统及其动辄过亿元票房的创作生产现象形成对照。商业电影制造奇观与娱乐，成为广泛故事的讲述载体，电影市场大片大都远离现实问题，建构一个与现实时代平行的幻觉空间与童话世界，在去生活化政治化和随风飘荡下不断给人惊艳之感，同时也给人带来惊愕的结果与疑问：中国电影产业化不能剥夺我们的文化发声和人文价值。

　　（二）互联网改变了电影创作，甚至互联网还从电影制作、宣发、观影方式及文化空间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着革新式的影响，但电影创作进一步融进环境里，电影文化内部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向更带有出于普通民众的通俗趣味。《失恋33天》《十万个冷笑话》《煎饼侠》《寒战2》《长城》等影片，在互联网思维和丰富的叙事内涵融入中注入温暖的人性展示，带有明显的整合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与主导文化取向。《亲爱的》《老炮儿》《相爱相亲》《嘉年华》《暴裂无声》《无问西东》《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江湖儿女》《找到你》《地久天长》等反映小人物生存状态，呈现出时代的文化/社会症候，以特定的社会写实性在市场化取向中打开了一片新的创作天地。

　　（三）重构电影题材选择，实现类型电影的缝合功能。在类型模式方面，出现以《集结号》《建国大业》《中国合伙人》《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为代表的主流题材影片，重新表现与审视个体和群体、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在为影片创造足够的影像奇观的同时，“建构起观众对其认同、欣赏”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3年经济总量连续跨越了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16%。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走高成为一种必然，电影创作呈现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2019年暑期档推出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独具视觉感性的神采，票房达4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1.4亿，超越了《流浪地球》，成为近年国产电影创作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显现出了遽急的社会、文化和市场对电影创作多方面的影响。不少见识并经受过市场风潮的电影人在寻求创作上事半功倍的方法和效果，但是，电影创作的意义、创作边界的拓展是交给市场还是电影创作的主体？《哪吒之魔童降世》给了我们一个出色的答案。新中国70年电影的发展，更具根源性的问题在于时代生活的对话与表现，努力达到观赏、审美、认识多功能的有机统一。精准取材，优化资源，创新语汇，最后的成果映射着时代变化，不会也不能仅仅汇成、归结为市场的狂欢。

　　（作者：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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