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茂腔戏《红高粱》看地方戏的再生

　　传统戏曲几百年来一直是基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时代的急遽转型和现代电子传媒的普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日益变得边缘化、零散化、低俗化，而且越来越受到冷落。年轻一代由于生活习惯和节奏，已经远离了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笔者所在的浙江婺州一带，早些年，每逢春节前后，各个村落和市镇都有婺剧团的演出，其高亢的唱腔、优美的布景、诙谐的对话，都给当地民众尤其是老年观众带来了聚会的场所和机会，也带给他们艺术的享受和美的熏陶。而如今，婺剧这一中国古代戏曲的祖宗剧种也急遽衰微。

　　就在传统地方戏曲日益式微的背景下，由山东省戏曲艺术发展促进会、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潍坊市委宣传部和高密市委市政府联合打造，由高密市艺术剧院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八场(幕)大型茂腔现代戏《红高粱》却逆势上行、成功上演，并被制作成电子光盘和其他形式进行发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审美传播效果。这是继小说《红高粱》改编为电影、舞剧、电视连续剧、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之后，又一部较为成功的艺术作品。

　　茂腔戏本是流传于潍坊高密为核心的胶东七八个县范围的地方戏曲形式，是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形式。“茂腔一唱饼子贴到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到指头上。”由此可见茂腔戏与当地民众审美心理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莫言曾经创作过以茂腔戏(他也称之为“猫腔戏”)为主调的小说《檀香刑》，吸收、改造和丰富了茂腔戏本身。茂腔戏曲调质朴自然，唱腔或委婉柔怨或高亢悲凉，生活气息浓郁，通俗易懂，颇有“一声直入青云去，多少悲欢起此时”之妙。

　　茂腔戏《红高粱》之所以能够走出地方戏曲衰微的困境而获得成功，除了当地政府扶持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编创者们紧密结合时代和观众需要，深入生活、深入历史、深入经典，严肃认真创作的结果。艺术要扎根生活、扎根时代、扎根人民。而作为戏曲艺术的茂腔戏，由于属于传统地方戏，老一代观众日益减少，而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心理和需求同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节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此背景下，如何调整自己创作的方向和路数，就成为一个摆在艺术家面前的问题。真正领会和贯彻艺术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原则，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这是茂腔戏《红高粱》成功的前提。

　　紧密结合经典，并由莫言亲自参与编剧，这是这部传统艺术形式在新时代背景下获得成功的又一关键因素。以莫言代表作《红高粱》作为扎实的基础，加上具有深厚茂腔戏底蕴的广大观众的审美期待和审美需求的推动，使这部戏大获成功。在容量上，八幕茂腔戏《红高粱》被命名为“大型现代茂腔戏”，参演人员有70余人，演出时间有两个多小时。这就不同于传统茂腔戏的小布局、小制作，而是政府、文学界、戏曲界等多方面、多领域通力合作的结果。多场(幕)茂腔戏《红高粱》浓缩了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内容，突出了九儿由善良美丽的农村妇女逐渐转变成奔赴国难、英勇牺牲的巾帼英雄的个性形象，该剧由出嫁杀鬼、抗婚守身、高粱地野合、心心相印、罗汉救友、鬼剥人皮、民族觉醒、复仇烈火共八场组成。

　　舞美灯光和演员精彩演出相辅相成的配合也是茂腔戏《红高粱》成功必不可少的原因。“鬼剥人皮”一场戏，通过声光电化的激烈场面，凸显了被剥皮者刘罗汉威武不屈的坚韧形象，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吓倒了日本侵略者;而剥皮者孙五被迫杀害罗汉之后的疯癫动作，揭示了他痛苦至疯癫的心灵世界，更加强化了日本法西斯的暴虐和罪行。这场鬼戏演得出神入化，强烈地刺激了观众的心理。“复仇烈火”一场为九儿牺牲的场面，血性而壮观，充分体现了普通的中国人坚贞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和精神。这种场面和形象的直观演出震撼人心，也促使观众反省曾经的历史，珍惜和维护今天的和平生活，增强维护和平的力量和信心。而且这种丰富、立体的现代化的舞美、灯光设计紧密配合演员的精彩表演，既有力地衬托了戏曲主题的呈现，又适应了当代年轻观众的观剧心理需要。

　　茂腔戏《红高粱》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创作和演出的。作为一部在表现中国人民艰难而英勇抗击日寇的小说基础上改编的戏曲，显然它同时代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其广受赞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为了扩大影响，该戏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拍摄、制作、推出了光盘版，增加了现代大型茂腔戏《红高粱》的艺术水准，扩大了其传播和审美接受的受众面。

　　反观许多其他地方的传统戏曲衰微乃至几近消失的窘境，除了时代变迁、观众审美接受趣味的变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表现的内容陈旧，而且几十年不变，甚至有的还充斥着浓厚的封建道德意识，这样的戏曲如何能赢得网络时代的年轻观众呢?因此，传统地方戏曲要做到为当今的年轻观众也能够喜闻乐见，就要努力同当今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相结合，同伟大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从时代、生活和历史丰富的元素中去挖掘材料、提炼主题、塑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