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雷雨》
老舍(左一)在看完话剧《茶馆》彩排后,同导演焦菊隐(左二)、夏淳(右一)、演员于是之(右三)等谈对演出的意见。
话剧《茶馆》
有人说:“现在舞台上、屏幕上、银幕上,不论什么经历、性格、地位、年岁、男女的各种人物说出台词来,都像是一个人说的!”这话讽刺得有点儿过分,不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台词是话剧品种运用的主要艺术手段,或者说台词是话剧表现生活、刻画人物、展示主题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如何运用好台词的“利器”却是学问很大,功夫很深。对于一个话剧演员来说,这大约是一辈子都要下苦功夫并不断有所改进的重要功课。针对目前话剧舞台上,演员台词功力普遍下降,台词基本功弱化的现象,重申台词的艺术魅力,讲述台词背后的故事,不仅对于演员非常紧迫,而且对于观众鉴赏话剧和提高修养,是很有益处的。
什么是台词的魅力呢?难道仅仅是演员的字正腔圆,声音宏大,或者仅仅是响亮迷人,娓娓动听吗?大约不应该是如此的。那么到底有一个什么标准呢?或许,剧作家曹禺一语道破了天机——“要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刚一听到时,我心里微微一震,真没想到身为全国五位“语言大师”之一的他,竟然是这样理解和界定话剧中的舞台语言。也就是说,他认为舞台上优秀的语言之主要特征就是要包容着无穷的含义,同时竟然是要出现在“言外”而并不仅仅是在“言内”。
后来,在一次聊天当中,我又向曹禺请教,并听到他这样一个重要的审美主张——我问:“您认为什么才是一部好戏呢?”他几乎不假考虑地回答:“一部好的戏剧绝不是现场上的热闹,比如观众的鼓掌、叫好、欢呼、议论,以至最后拥上舞台和演员们的握手、拥抱、献花、签名,还有合影留念。不是!绝对不是!而是观众自己离开剧场以后一声不响的思索,不断地深入思索。”我赶忙又问:“观众应该思索什么呢?”他提高声音回答着:“思索未来,思索人生,乃至思索人类。”我仿佛是瞬间豁然开朗地连连点着头,并且默默地重复了两遍、三遍,努力地把这些话语记在了心底。这确乎是有了“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宝贵感受。
那么,台词正确的表现力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大约有着以下的种种吧。这里试举出两个例子说明之。
先说“深现心态”。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年北京人艺演出《雷雨》的时候,鲁妈是由朱琳扮演的。戏里第二幕有这样一段情节,即周萍与鲁大海发生冲突以后,周家的大少爷鲁莽地打了普通工人一个嘴巴,于是鲁妈极其难过地进行着干预,她对周萍大声说:“你是萍……凭什么打人?”周萍怒问:“你是谁?”鲁妈一愣,痛苦以极地回答着:“我是你打的这个人的……妈!”话刚刚出口,眼泪就已经流下来了。不用多说,这句台词里包含着人物非常复杂、深刻和不断变化着的种种心态。想想看,鲁妈已经30年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的大儿子周萍了,而今日突然面对着两个十分对立的大、小亲人,心里充满着极力想要认亲又实在不能够认亲的强烈矛盾心理,在惊恐万端又停顿片刻以后,她只能胡乱地应答,甚至不得不改编着自己的语言方向,以至说出了一些语法根本不通的话语来。一天,朱琳在演出中为了不引起观众不必要的笑声,硬是轻易地把前一个“萍”字给省略掉了,恰巧那天周总理来看戏,在回到家里以后就让邓颖超大姐打来了电话,说:“朱琳,你今天说错了台词!”朱琳一时慌了神,赶忙解释说:“对,对,今天是有一处发生了口误。”邓大姐立即严肃认真地说道:“恩来认为经典剧目中有深刻含义的精彩台词,是不可以改动的!”朱琳听后十分愧疚,更是非常感动,她深深懂得自己错误地改动了台词,是周总理在批评自己,教会自己怎样演戏啊!
再说“突出重点”。
这里同样还有一个故事。《茶馆》中第三幕最后“三个老头撒纸钱”之片段是全剧的华彩乐章,点题之笔。王掌柜、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说出来自己掏心窝子的话,即对于生活与命运的种种感受,既深刻,又生动,更能打动人、启发人。王掌柜说:“秦二爷,常四爷,我比不了你们二位!二爷您,家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啦!四爷您,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门打抱不平。我呢,当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谁知道,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二拴子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盼着日本人走啦,总该缓口气儿吧,谁知道,又来了……”这时王掌柜惨笑。常四爷和秦二爷也随他惨笑。常四爷则说:“我呀,也不比你强,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啊,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仁儿!个人算得了什么呢!你盼哪,盼哪!就盼着国家能像个样儿,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可是……”秦二爷更是感慨万端地说:“日本人在这儿,说亲善,把我的工厂就亲善过去了。咱们的国民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又成了逆产啦!哈哈!”这时三个人继续惨笑起来,声音更大,但又是不知所以的。
于是之有过这样的精彩回忆。1962年《茶馆》第二次上演之前,有一个下午,焦菊隐先生专门又排了这段已经排过,而且已经演过,又演得很热闹的戏。那天,演员们先是演了两遍,焦先生只是看,没有说话。在片刻的思考以后,焦先生提出来让演员试着把这段戏的重要台词就直截了当地说给观众听。开始,演员们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经过一试验,却引起了自己极大的激动。不但没有因为减少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而削弱了真实,反倒促使演员们的感情得到更自由地、更由衷地、更真实地抒发。难过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泪花;该笑的时候,笑得也特别痛快。有一遍,于是之笑得过分一些,随便地背向观众坐在板凳上,该说台词了,怎么办?于是之心里正在嘀咕着,就听见焦先生在台下大喊:“你就这么说!”于是,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忘改良”,就变成了王掌柜背向观众面向天空的一种独特的、强烈的、自谀的抒情。可是,焦先生为什么竟然要这样处理呢?
于是之作了以下的,不无道理的猜想:“一般地说,一个戏的高潮,总要建立在尖锐的矛盾上。但《茶馆》的这个高潮很特别,没有常见的那种激烈或者热闹。众多的、纷纭复杂的矛盾都已经演过了,剩下的就是这三个老头子的这么一段冷冷清清的戏。在他们中间偏也没有任何矛盾:一个已经下决心自尽了;另一个想得更周到,连死后的纸钱都为自己准备下了;只有秦二爷稍微积极些,但他要做的也不过是口述一篇遗嘱,托王掌柜为他身后传播。总之,是都想死了。惟一能够吸引他们兴致的,就是他们此时此刻居然能够聚在一起,旧地重逢,都可以说说心里话。(实际上还是欲说又止,半说半不说——引者)而这正是观众非常想要听的。但必须要说得好,否则仍难免冷清和单调。怎么把剧本赋予的内涵更有力地表达出来呢?怎么做才能使这段戏于冷清中显出炽热,在表面的单调下挖掘出它更丰富的色彩来呢?我猜想这可能就是焦先生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他在排练场上很少长篇大论地分析某个角色的思想。他总愿意帮演员寻找一个恰当的‘突破口’,让演员把他们积存在心里的东西一起放出来。于是,那个下午他就想到了那么一个主意。讲的是要朝着观众说,但背着观众说,他也不反对,我猜他的本意就是要叫三个角色自己说自己的话,把心里的话全部倒出来。‘倒出来’他们就痛快,‘倒出来’就是他们此刻的最大的享受。至于旁人是否在听,是可以在所不顾的。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失去角色之间的交流。所谓‘交流’,生活里本来就有多种形式,不必一定是眼睛对着眼睛的。道理虽然懂得,但那个下午,对我的戏确实是—个解放,我觉得舒展得多了,也痛快得多了。”
“突出重点”,什么是重点?就是人物心中那些宝贵的“不尽之义”,不管用什么手段也要“突出”出来。当然不只是台词,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言外之意”,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有情有理的,激昂感慨的,全部统统地都宣泄出来! 这一招实在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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