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名为《英雄24小时》的戏，讨论过一个看似老气横秋的问题——“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这个在今天戏剧舞台上很少被关注的问题，瞬间直击人心，而且触到了时代的痛处。因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四十年过去了，伴随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人们对英雄的热情渐淡。我们发现：话剧舞台上，英雄人物好像不再居于中心，英雄意识也似乎正在淡化，英雄时代则恍然成昨。在价值多元化、创作个人化、文化娱乐化的时代里，英雄真的不再了吗？观众真的不需要英雄了吗？如果需要，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创作者又应该怎样塑造英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纵览四十年来话剧舞台上的英雄形象，看看这些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审美嬗变。而一旦沿着历史的脉络一步一回头，就会发现：四十年来，英雄叙事从未中断，英雄人物从未远走，英雄时代从未远去，英雄气始终在激荡。

《英雄24小时》剧照

　　革命英雄的历史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戏剧舞台上最初的英雄儿女，大批为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观众们最为熟悉的也多是革命英雄。这里的“革命”，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里，无论取材于真实人物的话剧，如于村、海啸等人合作的《刘胡兰》，沈西蒙的《杨根思》，抗战话剧团集体创作的《雷锋》，还是属于艺术再创造的作品，如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胡可的《战线南移》、陈其通的《万水千山》 、杜烽的《英雄万岁》 ，都塑造了战争环境或极端情境下勇敢顽强、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形象。他们书写了一个热血偾张时代的革命理想，也造就了一代人的英雄观念、英雄梦想。也因此，每当说起“英雄”，人们自然而然会将他们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直接描写战争场面和塑造战争英雄的舞台剧数量锐减。像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那样聚焦于战争一线的作品已属凤毛麟角。不过，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与革命战争环境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类英雄——革命领袖与将领或革命同路人形象获得了剧作家集中、普遍的关注。新时期话剧正是以对英雄领袖与将领的塑造拉开了英雄之歌的序幕。关注革命领袖与将领的剧作多在激烈斗争和艰险环境中，突显领袖与将领的韬略、决断和胆识。譬如仅陈毅形象，即在所云平、史超的《东进！东进！》、丁一三的《陈毅出山》以及沙叶新的《陈毅市长》中反复出现。领袖与将领戏是思想解放潮流中，为革命先辈正名、立传的备忘录，也是剧作家对英雄领袖与将领人物深厚情感的寄托。在领袖与将领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坚毅的面孔、一个个光辉的形象！他们的品质和壮举感动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可是，他们非凡举动的背后，往往遮蔽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

《虎踞钟山》剧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塑造革命领袖与将领形象的剧作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有所改观。邵钧林、嵇道青的《虎踞钟山》、孟冰的系列政论剧《突围》《圣地之光》《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等作品，作为英雄书写的余脉，正是以神圣化的英雄美学为起点，开始了对英雄塑造艺术的反思，开启了从神化英雄到人化英雄的思路。

　　民间英雄的英雄气概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舞台上活跃着的，便不仅仅是革命英雄。民族英雄、文化英雄、民间英雄等，已然占据了英雄叙事的大半壁江山。虽然历史记忆、战争情境是英雄的摇篮，但英雄不能仅依靠历史和战争存活于戏剧舞台。毕竟，戏剧需要面对现实与日常，这时，那些战场上诞生的战斗英雄和在历史节点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必然淡出舞台。既然英雄的类型是多样的，我们首先应破除一种成见，即英雄一定在疆场。那么，如何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发现英雄、塑造英雄？事实上，侧重民间英雄塑造、表现英雄气概的作品，在形象丰满度、精神凝聚力上，可能更易有所创造。

　　新时期之初， 《枫叶红了的时候》 《于无声处》 《报春花》 《丹心谱》等一批具有振聋发聩作用的“社会问题剧”，即以民间英雄形象征服了观众。敢于与“四人帮”亲信斗争的科研人员冯云彤、陈欣华，冒险收集“天安门诗抄”的欧阳平，顶住“血统论”压力的李键，不顾迫害研制新药的方凌轩、李光、郑松年、丁文中等人，无一不是有大义的民间英雄。相对这些历史激流中的搏击者，田沁鑫塑造的民间英雄更为日常。如果说《赵氏孤儿》里程婴易子、韩厥放行、公孙杵臼顶罪等义士的英雄壮举依然显得超常，田沁鑫根据萧红同名小说改编的《生死场》和根据池莉同名小说改编的《生活秀》，则让民间英雄接上了地气。《生死场》中的赵三和王婆，一个是众人心中“能成事”的英雄，一个是遇到困难“能扛事”的英雄。《生活秀》里的来双扬，在原著中本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底层小市民，但在舞台上，田沁鑫将她塑造成了有光彩的、能够承担苦难的人。来双扬说自己就是一只鸭子，也飞不高，也游不远，就凭一小口气支撑着。而这一小口气，就是普通人的英雄气——那种日常的勇敢与坚韧。

《生死场》剧照

　　什么是英雄气？简言之，就是英雄精神、英雄气概、英雄情怀。事实上，如果放弃对英雄形象的执着，而转向对英雄气的把握、领会和体味，我们对英雄叙事的创造和理解可能会境界顿开。无论前面几部作品中的赵三、王婆、程婴、韩厥、公孙杵臼、来双扬，还是《小井胡同》中的水三儿、滕奶奶，《天下第一楼》中的卢孟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作为民间英雄，他们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都是一股英雄气。在重振英雄精神的和平时代，那些冲锋陷阵的勇士自然值得书写，来自民间的坚韧与担当更值得高扬。因为，历史是领袖创造的，更是人民创造的。更关注普通人的英雄气质，发现普通人的英雄力量，“人人皆可为英雄”就不会是一句空话，英雄叙事就有可能迎来更为蓬勃的发展。

　　文化英雄的内在魅力

　　除了革命英雄和民间英雄，文化英雄也是四十年来话剧舞台上一类动人的英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田汉的《关汉卿》和郭沫若的《蔡文姬》就以“史笔”与“诗笔”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沉寂后，上世纪80年代末，姚远的《商鞅》异军突起，将一个多面的政治英雄、文化英雄推到舞台中心，让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勇于抗争命运的夸父式英雄傲然挺立。这个时期，汪遵熹的《孙武》 、高芳彤的《赵武灵王》 ，冯思德、石玉新的《血荐轩辕》也都构建了理想主义的政治英雄、文化英雄形象。而对文化英雄的重新审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剧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1990年，翟剑平、茅茸、刘庆元合作的《布衣孔子》 ，以较为新颖的平民化视角看待孔子，郭启宏的《李白》是深入文化英雄内心世界的典范。新世纪以来，徐瑛的《刺客》《门客》《说客》等“春秋三部曲”掀起一次关于政治英雄、文化英雄想象的小热潮。王晓鹰的《霸王歌行》、熊召政编剧的《司马迁》、田沁鑫改编的《北京法源寺》、唐栋编剧的《杜甫》、胡薇编剧的《启功》、黄维若编剧的《詹天佑》等作品，也都以文化英雄的人格精神为发力点，突显人格力量的文化影响。

《大先生》

　　虽然取材不同、审美趣味迥异，但2016年李静的《大先生》也以文化英雄为对象，通过弥留之际的鲁迅的眼光打量周遭世界，表达一种忧患与期望。从题材定位和情绪流脉来看，《大先生》与近年话题剧《蒋公的面子》《驴得水》的精神出发点是接近的，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上做文章，都直面民国时代知识分子自由状态下的率真之气、昂扬之气，以及面临命运动荡时的犹疑、摇摆、困顿。这类关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的严肃思考，皆可被视为民国时代文化的隔代回声。

　　从近年创作情况看，剧作家似乎对文化英雄发生了更多的兴趣。这是因为，文化作为一个民族集体智慧与记忆的表达，能够触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精神结构，从而产生更为持久、有力的影响。

　　综观四十年来话剧舞台上的英雄形象，我们看到：英雄不死，他们只是以不同类型、不同姿态存在。他们留下的英雄气始终在当代话剧舞台激荡、绵延。借助这股英雄气，我们得以仰视这些站在人类理想之尖端的人物，仰视他们的意志、勇气、智慧、力量，并在剧场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共同为他们击节赞叹、为他们扼腕落泪。于是，我们又发现：四十年来的话剧舞台上，英雄从未气短，英雄始终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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