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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新戏|从《碧玉簪》到《玉簪缘》

2019-04-09 阅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刘佳 收藏

  “碧玉簪故事”自明代流传至今,以多种艺术形式为载体,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3月8日,京剧《玉簪缘》在天津滨湖剧院首演,为这个戏曲舞台上的老故事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一种新讲法,笔者作为编剧之一参加该剧创作,得以重温这个故事的前世今生。

  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剧目,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模式、人物关系,只在具体情节上有所差异,例如:由《张协状元》《王魁》《琵琶记》《金玉奴》《潇湘夜雨》等剧目组成的“状元负心戏”系列,说的都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急遽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社会矛盾。而《碧玉簪》《香罗带》《御碑亭》《元宵谜》等剧目,表现的都是谨守妇道的女子因遭猜疑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姑且称之为“贞女遭疑戏”。这些在戏曲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承载着特殊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取向,并在后世不断被延续和复制,成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相当于文学母题。

  文学母题能够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在传统中得到持续地、反复地书写,必然“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那么,“碧玉簪故事”的“不寻常”与“动人”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已无法获知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只能把明传奇当作它最早的版本,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它被宝卷、宣卷、弹词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着,被众多地方戏剧种演绎着,直到1924年才被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移植到京剧舞台。“碧玉簪故事”的情节线索很简单:大家闺秀张玉贞受表兄陆少庄陷害,被新婚夫君赵启贤怀疑品行不端,因而遭遇种种精神折磨,幸而最终真相大白,夫妻团圆。显然,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虽为才子和佳人,却并非以表现情爱为重点的“才子佳人戏”,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而这恰恰是本剧最不寻常、最动人的要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无论贫富贵贱,女性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活得战战兢兢,把一切有关是非曲直的判断、一切对于幸福的期待都寄托于男性的良心,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求告无门。“碧玉簪”唱出了女性们从古至今累积于内心的悲愤,这也是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演出《御碑亭》时,引得台下无数女性观众落泪的原因。“贞女遭疑”常局限于家庭伦理,不似“忠臣遭忌”那样气势磅礴、场面开阔,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们或许恰如一个双面镜,映照出封建强权统治下、封建道德桎梏下,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集体伤痛。

  在“碧玉簪故事”的早期版本中,不仅宣扬封建道德的用意很明显,还掺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明明是受害者,而女主人公对于丈夫的冷暴力却只能这样说:“不怨天来不怨地,不怨夫君待奴轻。不怨爹娘来错配,只怨奴的命生成。”申诉当然也可以,却要为这微弱的反抗承担严重后果——不能生育、落发出家、被父亲一脚踢死、为丈夫纳妾等等。这样的观念早已成为糟粕,但这些早期版本也形成了一种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思路——“碧玉簪”探讨的不是爱情问题,而是一个女人应如何看待自身命运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观众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十分纠结,既承认剧情的现实性,既喜欢女主人公的温婉多情、知书识礼、善良隐忍,又不喜她这样委曲求全,不愿接受一种实际近似于悲剧的美满,更不愿看到三个年轻人统统毙命的惨剧“三家绝”。1920年,越剧小歌班艺人马潮水根据婺剧等对“碧玉簪故事”进行了一次大胆改编,尽量剔除宿命论的糟粕,形成了从“庆寿许婚”到“送凤冠”的基本框架,在上海首演大获成功。可以说,这次改编让“碧玉簪”脱胎换骨,成为一出悲喜交集、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剧。其后,该剧几经修改,并多次被搬上电影银幕,而由吴永刚执导、金采风等主演的越剧电影《碧玉簪》上映后引起轰动,更引发了学术界围绕该剧结局进行的大讨论。一方坚持大团圆结局的积极意义,另一方则谴责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缺失,甚至将其称为封建礼教的“奴才”。最终,争论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这场讨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充分说明:在20世纪初得到重新书写的《碧玉簪》,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依然无法解决。

  从艺术角度来看,《碧玉簪》最大的问题就是女主人公的被动和缺乏行动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沉闷,也就是戏曲界常说的“温”,相对于地方戏,程式化更为严格和完备的京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尽管有动听的程派唱腔,《碧玉簪》还是渐渐受到冷遇。为了让戏火起来,不止一位程派名家曾尝试着进行改编,而李世济老师则于上世纪80年代,在范钧宏、徐城北两位著名剧作家的协助下大胆将剧名改为《玉簪误》,除丰富情节外,还创作了大量新腔,并增加丑角的戏份,以达到增强观赏性的目的。

《玉簪误》

  这次改编从剧名上突出一个“误”字,可见对戏剧矛盾的精准把握,也显示出老艺术家敢为天下先的创作态度。尽管李世济老师没有来得及对这个版本进行深度打磨,但她在晚年多次敦促学生重新加工整理,这也正是《玉簪缘》产生的缘起。

  让一出程派剧目获得新生既是李世济老师的夙愿,也是新的历史语境对故事讲述者提出的新要求。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用一个“受气包翻身记”去鼓舞和男性承担着相同社会任务的女性观众,更不能用遁入空门、离家出走、一死了之等不负责任的方式逞一时之快。“碧玉簪故事”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应从女主人公的性格入手,让她能以自身行动真正影响和推动剧情发展。此次改编,我们力图在三处着墨——“女扮男装,对诗择婿”、“忍辱负重,侍奉婆母”、“训诫夫君,再续前缘”,这三个在先前任何一个版本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情节,突出了女主人公对婚姻自由的大胆追求,以及她的明德、明理与大爱情怀。

  旧版本中的“病房”一场有成套的二黄唱腔,抒发张玉贞的满腹委屈。我们将这一场改为“夜思”,张玉贞的内心依然有诉不尽的委屈、忧虑和迷惘,而听说婆婆喝了自己煎的药病情好转,听说街坊邻居称赞自己是一位“奇女子”,她不禁若有所思——如今这个自怨自怜的女子,还是当初那个饱读诗书、敢于女扮男装去比诗择婿的自己吗?古往今来多少弱女子也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即使不能像花木兰那样上阵杀敌,“立门楣,奉亲人,衔寸草,报春晖,闺中女也能够立地擎天。”凉风陡起,秋雨将至,在转身回房时,她又停下脚步,轻声吟唱道:“织女也有相思泪,洒向人间护芳菲。”在向他人施予仁爱之心的同时,这个曾经把辅佐夫君功成名就当做人生最高理想的女子,学会了重新看待自身的价值。从“病房”到“夜思”,依旧是熟悉的二黄唱腔,境界却截然不同,成为女主人公从惶恐无助到重建个人价值体系的蜕变过程。最后一场的训夫,也由单纯的埋怨,变成对丈夫的警醒和激励,希望他能从生活琐事中吸取教训,将来成为造福百姓的好官。

剧中张玉贞的两个扮相

  《玉簪缘》的改编,如同为主人公的重要关节注入力量,使之能堂堂正正站立起来。uedbet全球体育作品是时代的孩子,明代也罢,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也罢,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张玉贞,但今天必须有这样的张玉贞,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张玉贞。戏,不单以文本传,新戏《玉簪缘》还需在构成京剧综合性的各个方面精心打磨,使这次新讲述能够真正为京剧舞台增添一出好戏。

 

  (作者:刘佳,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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