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新青年》刊发“易卜生号”“戏剧改良专号”，鲜明树立起“新文学”与“中国旧剧”两大对立范畴与一系列理论命题。这场“新旧剧论争”影响深远，既为其后的剧曲研究铺设了轨道，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学科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为了深入研究，总结、反思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再出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于10月26日至27日举办“新旧剧论争的百年回响与戏剧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涉及全球视域中的中国戏剧，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论争，媒介、技术与现代戏剧艺术，跨文化戏剧与戏剧人类学，戏剧研究与历史文化语境，戏剧影视学科建设前沿等问题。

　　《新青年》杂志于1918年发起的新旧戏论争，掀起了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开篇，对于20世纪中国话剧和戏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论争的余音则回响了百年。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廖奔认为，论争起到了思想解放、矫枉过正的警醒震世作用，使人们能够正视戏曲之短与话剧之长，引发了uedbet全球体育界对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西化与民族化辩证关系的长期与深入思考。首先是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把晚清以来戏曲改良的认识提升到改造国民性的高度。其次是对西方话剧在中国舞台上真正立足、为民众所广泛接受、走向舞台成熟张目。其三是促成了戏曲的求新求变与追求时代价值，还进一步引发了梅兰芳、程砚秋的欧美演出与考察，引出另外一个评价戏曲的西方视角。最后，引动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对话剧与戏曲两者功能与审美特质同与不同的研究与比较，促成其日益自觉地发挥各自审美特长来进行创作。廖奔认为，论争使人们开始正视舶来品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彼此优长与劣势，能够在现实运动中驾驭之而为我所用。

　　《新青年》批判旧剧不是就戏曲论戏曲的学术讨论，其目的是促进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和中国社会、思想及人的现代化。南京大学文学院胡星亮教授认为，《新青年》批判旧剧的绝对化更多是论述策略问题，而不是实际的戏剧思想观念问题。故评价《新青年》批判旧剧，也不能就戏曲论戏曲，只有从救亡启蒙、民族振兴的角度，把它放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予以考察，从戏剧发展战略的意义上去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话剧《名优之死》剧照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简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关于新旧剧的论争，借助西方的戏剧理论和剧本写作，使传统戏曲表演象征性、程式化、脸谱运用诸特点得到概括，并在此后对西方思潮的接受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体现着参照系变化下的戏曲理论的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周华斌教授提出，20世纪的戏剧变革，不仅取决于题材内容的叙事文本和叙事表演，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幕”“场”的变革。幕、场的变革涉及国际性的“戏剧”和民族性的“戏曲”，乃至戏剧美学（体现、表现、意象）。20世纪国际国内戏剧的“幕”“场”变化多端，写实、写意、主观、客观，直接关系到戏剧形态，值得思考。

　　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运动掀起了传统戏曲现代化、时政化的大幕，自此改革成为20世纪戏曲发展的重要关键词。四川大学文学院吴民副教授提出，回顾百年前的改良，不难发现，以改良社会为宗旨的戏曲改良运动，忽略了戏曲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但它给中国戏曲后世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即戏曲之改革必须自内而外，由“得戏曲三昧”的行家里手发起；戏曲不可能沦为政治或时代的传声筒，审美与娱乐价值永远是它的内在诉求；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过程必须从传统中生发，不可能无视传统而创造新的所谓现代戏曲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认为，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时代裂变之下，所翻涌的各种思潮，也不仅仅在于中西文化碰撞中所激起的各种想象。关于此时京沪两地的戏剧改良运动的研究，应力图呈现表演的舞台实践和观看的社会场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反映戏剧中新的观看机制和情感结构。相对于把改良戏剧，尤其视话剧运动视为精英知识分子所发起的自上至下的民族启蒙运动，我们或者可以考虑为新戏剧的发生，包括早期话剧运动的失利，提供由观者至观看对象的从下往上的理论向度。

　　田汉是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张一帆提出，2020年，将是田汉话剧处女作《梵婀玲与蔷薇》诞生一百周年，电影剧本处女作《翠艳亲王》诞生九十五周年。而这两部作品恰巧又都可以看做是话剧《名优之死》的创作基石，《名优之死》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横断面。从《名优之死》的创作历程、文本解读和搬演历史等几个方面，可以从中了解田汉戏剧创作的心路历程与戏剧实践的思想理路：由旧知新，再由新及旧；再到新旧抗行，最后达到新旧融合；而从《梵婀玲与蔷薇》《翠艳亲王》再到《名优之死》，甚至到《关汉卿》，都充分体现了田汉对伶人地位的关注与提携，这也是田汉终身为戏剧事业奋斗实践的初心所在。

京剧《关汉卿》剧照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姜斯轶从1935年的《平市戏班调查记》说起 ，分析了“名角挑班”与戏曲生态之变。他提出，1935年，报人兼京剧名票吴菊痴在北平《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组《平市戏班调查记》，历数当时活跃于北平的戏曲名社（主要是京昆二种）历史及运行状况。进行这组调查的动因，是当时的戏曲生态较之清末乃至民国初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很多剧评人认为，这种变化的趋势殊非积极，而是会导致艺术水准下降和市场崩坏。而将这种消极而迅速的变化归因于“名角挑班”制度的过度泛滥和缺乏制约的恶性市场竞争，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剧评家和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这一戏曲艺术资源分配体制从成形到流行，不过三四十年间事，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而其蕴含的影响戏曲发展的潜在消极因素，却在1930年代中期集中爆发，影响环节遍及戏曲人才培养、戏价、收入分配、整体艺术质量等方方面面。与知识分子们深刻的担忧形成反差的是，戏曲从业者们当时似乎仍然沉浸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最终双方均无力量重铸良性戏曲生态，以致于不得不寄望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强有力的领导”。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孟梅就田汉《白蛇传》进行了文本讨论。她认为，中国戏曲从舞台演出到文本构建都有浓郁的写意风格，兼以明清以来形成的以折子戏为主的观演形态，我们似乎大可不必纠结于《白蛇传》剧情的“漏洞”（实际上在观演过程中，这些“漏洞”也并未影响戏曲的传播和审美效果）。然而，白娘子传说之所以几百年流传不衰，得到从官方到民间的关注和喜爱，就在于它跌宕起伏又环环相扣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已经超越故事本身，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和隐喻功能，而从这些删减切割留下的文本“漏洞”中，漏下、流走的恰恰是那些传播流布过程中不断积淀发展的丰富复杂的文化意蕴。

田汉编剧的京剧电影《白蛇传》（1980年）

　　梅兰芳纪念馆毛忠认为，20世纪是中西戏剧文化碰撞与交流最为激烈的时期，这对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与舞台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其他，仅从“戏曲理论”与“戏曲美学”两个概念而言，即是戏曲研究受到西方戏剧理论影响的产物。因此，西方戏剧理论从20世纪初起就一直作为中国戏曲研究的参照系而如影随形。从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论、到新时期的戏剧观大讨论，再到新世纪前后戏曲理论的总结与反思，整个二十世纪百年的戏曲发展史，从舞台实践上来说，就是如何让戏曲在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历史，其核心是如何接受、吸纳戏曲的传统形式，创造出能够反映、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剧目与新的表演形式；从理论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则是学界试图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化的戏曲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这两方面实际上即构成了20世纪戏曲艺术发展的唯一诉求——戏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与最终目标。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伟提出要以现代性的眼光审视20世纪戏曲的发展。他认为，关于“现代戏曲”，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了富有价值的探索，比如张庚的总体设想、董健的“两条道路”论、龚和德对建设现代戏曲的关注、孟繁树的现代戏曲艺术论、傅谨对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描述、吕效平关于现代戏曲文体的提出、陆炜关于现代戏曲美学趋向的探讨等。但对于一门学科的构建来说，这都还只是一个开始，尚需后来者源源不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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