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情真景意开阔 心物勾连镜像生

——话剧《我在成都等你》的都市文化意象

　　2018年7月，由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编剧潘乃奇、成都大学教师王淼联合编剧，四川师范大学逯春晓、李一行联合导演，四川师范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院校大学生组合参演的首部“蓉漂”题材话剧《我在成都等你》先后在成都武侯梦幻剧场、三和老爷车博物馆连续上演，这场原本用来庆祝成都青年剧评团成立一周年的剧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话剧《我在成都等你》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成都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成功捕捉与剧场展示，生动描绘了都市生活百态。剧中，每一个个体均被代入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时空语境中，血肉丰满，立体形象，极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极具代入感的生活化舞台剧场不仅指向命运互通的“我们”，戏里戏外的叙事更是将“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意象悉数捻出，可谓实情真景意相连，心物勾连镜象生。

　　舞台上，观众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们忙碌的身影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包括电台主持、银行职员、包子铺商贩、城管执法员、餐饮服务员、保险推销员、快递小哥、大学教师、沉迷游戏的学生、茶馆艺人、拜金女、络绎不绝的游客等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个悠闲舒适、田园宜居的城市漂泊，于是，梦想、爱情、事业、家庭等现实流变，就在彼此的遭遇和命运牵连中悉数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们不禁惊呼——那就是“我”。

　　“我”曾经就是舞台上的保险推销员，开过商铺，做过餐饮服务员、快递小哥，剧中反映的就是“我”的经历；“我”也曾当过城管执法员、交通协警员，也不想与商贩产生冲突；“我”努力学习，考研考博，就是为了能留在喜欢的成都……世界很大，但“我”独爱成都。每一个“我”都很想融入这个悠闲宜居的城市，但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我们”又面临着房价居高不下、工作竞争激烈、爱情理想受挫、父母年事渐高等现实困境。选择继续漂泊在蓉城，还是退回到压力不大的家乡，成为“蓉漂”内心的纠结。

　　代入众生情结的“共通剧场”不再是一个与观众毫无瓜葛的游戏舞台，而变成了每一个“蓉漂”经历的镜像空间及其言说窗口。镜像剧场与审美视角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演员和观众都在这一包罗万象的镜像世界中看到了自我生活的缩影。镜像剧场既折射出个体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蓉漂”遭遇的共同难题；既应和了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论”，①也折射出当下都市人的实际遭遇；在衔接刘易斯·芒福德都市戏剧思想理论的同时，还带出了画家高更终极追问的人类学难题，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此番各界共振涟漪，要求每个人都做出回应，因为观众不仅仅是在欣赏话剧，更是实际参与其中的一份子。剧场小舞台，人生大世界，彼此的命运牵连促使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努力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探索生存的意义。

　　换言之，家园情怀与归属性疑惑是在剧情发展过程中被抛出来的。家园情怀在去中心、去主体化的多元散点透视中既夹杂着帕斯卡尔的焦虑，又紧密关涉海德格尔对人类精神家园缺失的痛思心性；既折射出“我们”陷入西西弗斯式日常操劳的画面，又勾勒出“我们”在繁忙中时而激流勇进，时而迷茫倦怠，时而拼搏奋进，时而堕落沉沦的复杂情绪变迁。所以，变幻无常的叙事中没有孤僻生涩的词汇语言，没有惊天动地的宏大事迹，也没有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尤内斯库式的荒诞与嘲讽，相反，所有对话、独白、行动及场景都是原汁原味的成都风味，是日常琐事的集结，人们司空见惯。可以说，话剧《我在成都等你》展示了巴蜀大地上人们日夜操劳，相互理解，彼此融合，共同筹建富于东方独特诗意家园的故事。面对萨特提出的“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②之现代性危机，话剧《我在成都等你》的积极探索与中国式化解方案既充满挑战意味，又不局限于“小我”的狭隘，而是走向“大我”命运共同体的开阔意境，堪称时代先锋。

　　剧中抛砖，场外引玉，场内播种，戏外开花。这种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的叙事手法既拉近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又消除了舞台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高度凝练了成都的都市文化印象，极大地拓展了观众的审美视野。宽窄巷子、杜甫草堂、武侯祠、锦里古街、青羊宫、熊猫基地、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都江堰、青城山、青铜蜀绣、浣花溪等巴蜀文化景象在连贯的时间叙事中被悉数送入观众眼前，可谓城市文化印象的创意输出，属于都市文化剧的舞台表达。伴随赵雷演唱歌曲《成都》与李宇春、张靓颖演唱歌曲的音乐，在李伯清评书、魏明伦戏剧、周春亚与何多苓绘画等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舞美背景下，成都这座城市悠闲静雅的形象赫然立于观众眼前。成都是一座悠闲、舒适的城市，用导演逯春晓的话来形容甚为贴切——成都的山是静默的，成都的水是隽永的，成都的美在它的“闲看云卷云舒”的从容。

　　通过颇具创意的舞台形式将成都悠闲、舒适的独特文化意象准确表达出来，首先要归功于演员的淳朴表演。话剧《我在成都等你》的演员全部为刚进入成都高校的大学生，虽然没有舞台表演经验，也没有专业演员的指导，但他们却有着一颗好奇和热情的心，热爱生活，敢于表现，对成都这座城市的人文景观充满了新鲜感。新鲜感是未经理智反思、未受偏见影响的灵感源泉，其与生俱来的敏感准确捕捉并记录了成都的恬静与闲适，城我一体，感同身受，给人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既是都市戏剧精神的传神写照，也是成都文化脉搏的气韵涌现。

　　其次，话剧《我在成都等你》对成都文化精神的准确表达离不开编导的创意书写与性格气质，以及词曲创作、舞台设计等。编剧潘乃奇、王淼眼中的成都是“丢不下的火锅，忘不掉的串串，不断撩拨心弦、令人沉醉入迷的梦幻诗意”，这种诗意正与编剧的气质相符。在淡雅笔墨的点滴渲染中，编剧逐渐进入蓉城文化意象的深处。在闲静、舒适意象的感性沉醉中，人们渐渐忘了自己身在何方，不知我在城中，还是城在心中，不知是我梦见了城，还是城梦见了我，沉醉心象，物我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时，成都从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变成了一个可栖居的人文场所，一个可休憩的温柔港湾，一个可托付终生的精神家园。于是，成都的各种物象在主创团队眼中都成为了诗化的自然，时刻与“我们”发生联系。“锦里是你/宽窄是你/太古里也是你，火锅是你/串串是你/吐火变脸也是你，青城是你/西岭是你/大熊猫也是你。九天开出一成都/锦江春色妆点你。哭时有你/笑时有你/喜怒哀乐都是你，累时有你/倦时有你/无时无刻不是你，未来是你/梦想是你/一路同行就是你。二十里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③成都的各种物象都成了创作者爱恋的对象，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古今贯通、心物交融的忘我爱恋。因为创作者的真爱书写，舞台上，成都具体化为许多鲜活的文化意象，令观众印象深刻。

　　最后，话剧《我在成都等你》之所以能勾勒成都的生活百态，离不开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转型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很难想象，全国城市化扩容、工业化推进、智能化发展、产业分工协作的历史变迁何以成为现实？何以成为艺术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通过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故事，各领域矛盾冲突与相互交融的历史画卷足以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成都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巨大变化。倘若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很难想象会出现宽窄巷子、锦里、春熙路、太古里等城市文化名景及其发展盛况。倘若没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没有立足丰沃的文化土壤，没有跳出“小我”的狭隘，很难想象这种包罗万象的景观能被呈现出来。所以，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背景下，话剧《我在成都等你》让人们亲切地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④看到了“人民的心声，喜怒哀乐，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⑤同时也看到了主创团队对改革时期“蓉漂”生活的深刻体验。作品之所以动人，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创作者扎根群众，“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了生活底蕴。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如此）激荡人心”。⑥

　　胡塞尔早在诊断欧洲科学的危机时就提出了“生活世界”⑦的命题，并将其作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重要途径进行详细论述。随后，“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生态等领域，几乎成为所有文化知识产生的灵感源泉与终极归属。“生活世界”的内在演化有其自身逻辑规律，包括一切痛苦委屈、酸甜苦辣、善恶美丑、道德良知乃至生老病死等，不分阶级、种族、性别、肤色，人们都处在包罗万象的“生活世界”中繁衍生息。“生活世界”先天具有包容性，让身在其中的人们可就公共话题进行交流，产生思想碰撞。由此可见，话剧《我在成都等你》既着眼于无限广阔的“生活世界”，从中汲取灵感，对城市“生活世界”的变迁进行断面展示，又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成都历史变迁的戏剧献礼。

　　首部“蓉漂”题材话剧《我在成都等你》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主创团队对改革开放40年来来成都历史变迁的准确捕捉，对都市生活百态的成功描绘，从而使“生活世界”以画面的形式生动活泼、立体完整地呈现在舞台上。于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都被代入了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时空语境中。极具代入感的生活化舞台不仅指向命运互通的“我们”，而且又通过叙事将“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文化意象悉数捻出，可谓实情真景意相连，心物勾连镜像生。经此开阔意象的传神写照，剧作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与回响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释：

　　①[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周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版，第1页。

　　③陈荷：《她是青年编剧也是蓉漂，用歌词写下对成都的爱》，封面新闻，2018年6月7日。

　　④⑤李玉滑：《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光明日报》，2017年3月29日。

　　⑥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uedbet全球体育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

　　⑦[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本文系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青年课题“当代城市公共宣传图像的接受与交往研究——以成都公共宣传图像为例”（项目编号：19CH19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四川戏剧》

　　（作者：张郑波，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王淼，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语嫣，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秋萍，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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