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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伯是谁？翻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三千多年前的泰伯即是开辟江南吴文化的始祖，明代高世泰曾语“百世三吴开日月，万家合祀肃春秋”，泰伯开疆拓土的勇猛进取所点燃的人文之光，至今仍绵延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个性中。同时，他更以孔子盛赞的“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的“至德”，为有着八百年基业的周朝，注入了由人格风范所开启的德行之美，其恭谦礼让、宽厚仁爱深深融铸进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成型之初的文化根基中，成为了华夏民族文化血脉中重要的品格。而“泰伯”被无锡锡剧院以及当前戏曲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如罗周、张曼君、小王彬彬等高度关注，也正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华民族在个性、气质和精神中所需要、所必有的。

　　人的境界是戏曲文学的最高意旨。泰伯是德行完美的圣贤，如何将其德行“境界”转化成感人的戏剧表达则是舞台创作的核心内容。剧作家罗周以惯用的“四折一楔子”的结构形式，完整地把历史文献中的“泰伯”给予形象化和戏剧化，将他面对权谋、私欲、暴虐、杀戮时的忠、孝、智、勇，延展成以家国为重、以百姓为重、以四海天下为重的精神高度。剧中被刻意提出并渲染的“让”，是属于泰伯个人抉择的谦让行为，也是他面对家国利益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正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所谓“太伯作吴，高让雄图”，这个雄图即是存在于泰伯、姬昌心目中的家国蓝图，他们之间的“让”，让出了历史担当，让出了生命境界，让出了民心向背，也让出了彼此携手、正视外侮、缔造盛世的文化理想。

　　在主君钟爱幼孙姬昌而又必须斟酌三个儿子的继承顺序时，作为嫡长子的泰伯忧心的则是后继王者是否具备承担起国家与生民的素质。因此“一让”就在姬昌涉水过川、陌路埋骨、直面权力位置等行为前，将泰伯心中的忧虑、试探、斟酌和决定一波三折地传达出来。在幼小的姬昌纯粹天然的心性映照下，泰伯有忠有孝、为国为民的形象被成功塑造。十年后，主君去世，代理国政的季历对祖制规定心存忌惮，面对季历的私心筹谋，泰伯忧心的则是如何让业已稳定的政治格局本固邦宁、国泰民安。因此“二让”就在泰伯灵前燃点的三炷香之间，通过季历基于私利的再三猜度，及其受蛊惑相继设计出群臣、百姓、遗诏的权谋逼迫下，以泰伯决计远行东吴、带走仲雍、断发文身等异乎常情的方式，完成西周政权的稳定和国势长久，在政治利益面前，泰伯有情有义、忧国忧民的形象被成功塑造。商王畏惧西周崛起，杀害季历，泰伯历经磨难将兄弟棺椁带回西岐，面对情陷痛苦、仇塞胸膛的姬昌，泰伯忧心的则是如何用韬光养晦的长养之计完成西周天下归心的盛世千秋。因此“三让”就在泰伯、姬昌叔侄的情绪差别间，围绕赦费浑、贡殷商、开棺椁等超乎常态的政治策略，展现了泰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韬略情怀，在极具震撼效果的情感格局中，泰伯有仁有爱、利国利民的形象被成功塑造。

　　应该说，“泰伯”近乎完美的人格形象容易走向平面化创作，这也是戏曲创作普遍面临的难题。锡剧《泰伯》紧扣人性的复杂和变化，将泰伯放置在姬昌的生命成长、季历的生死存亡变化，以及商王文丁、子纣图谋杀戮与陷害的暴虐行径中，特别是把他放置在由权力、欲望盘根错节而成的政治局面和个人选择间，形成了强大的戏剧冲突，在人际关系推移中，完成了泰伯面对种种事件时的精神流露。

　　在“宴冢”一折中，商王和子纣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季历、姬昌一脉，情节设置中出现的所有事理都是有悖人伦事理的暴虐之举：坟前张乐、行酒，甚至发冢、开棺，逼迫宫人与太任劝酒，逼迫泰伯击缶长歌、验棺验尸。剧中泰伯与商王以强弱鲜明的力量对比，呈现出商、周更替时濒于生死对抗的政治博弈，而流宕其中的主题曲、吴歌“一年过去一年捱，正月梅花雪中开”则以柔弱之美，成了血腥中珍贵的不灭精魂。泰伯有智有勇、许国许民的形象被成功塑造。这场戏以惊心动魄的戏剧张力，将棺椁中季历的存在状态作为戏剧悬念，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场“三让”中。在最后两折的高潮中，剧中人多次出现了“面容如何”“穿戴怎样”“陪葬可好”的询问，而存在于真假伪饰间的回答：“面不改色”“冠冕堂皇”“金玉琳琅”，表现了扶危解难的泰伯庄严的境界气质，更成为那个走向崛起的时代以及自商周以降，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民族境界和气质。

　　锡剧《泰伯》对先秦古史做了成功的戏曲创造，显示了剧作家在历史剧创作领域的新成就。近10年来，罗周的历史剧创作臻于圆熟，她的原创历史剧从浩若烟海的古今历史空间中选取具有文化质感的人物事件，在精微的历史人物关系中将宏大的历史底蕴生发于人物言行之间，用历史经验智慧充盈具体人物的独特个性，形成“诗”对历史的表达，激发起历史在当代的文化发现。这种具有史诗气质的创作，是戏曲历史剧多元化、个性化创作的重要成果。如锡剧《泰伯》，经过精妙的戏剧结构和情节编织，让人物以饱满的形象质感活现在当代中国文化视野中。剧作将显性的历史真实与潜藏在人性中的精神格局给予充分结合，用真实的人物事件完成戏剧情节线索的勾连，用隐藏在不同形象中的人性抉择与人格操守，完成了戏剧逻辑的表达与对泰伯及相关历史人物的现代书写。

　　更重要的是，剧中的泰伯与姬昌，一长一少，一文一武，一静一动，一表一里，彼此亦形成了同气相应的人性表达。在泰伯三“让”的过程中，剧作还赋予了大周王朝缔造者姬昌从幼年、青年至壮年三个阶段的回“让”。“一让”基于少年的天真本性，“二让”基于青年的明辨是非，“三让”基于壮年的坦诚练达，这种变化着的“让”，令两个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看似面对权力的一组对立关系，但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对文化的充分理解与同体奉行，实现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传奇。而剧中同在壮年的姬昌与子纣，同处家国利益中的泰伯与季历，共同面对国家民生和天下理想的商周两个王朝的君臣们，也都彼此呼应、彼此对应，以主体意志各不相同的表达，卯合成独特的历史空间，展现出各不相同的文化憧憬。因此，罗周创造的《泰伯》，不是对历史真实人事简单的戏曲复原，而是对特定历史的文化发现与文化升华。那种洋溢在人物风骨中的大仁、大爱、大智、大勇、大忠、大孝，成了周、商兴替进程中最重要的精神指标，也是今天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世界多元和平所开出的一条精神路径。

　　锡剧《泰伯》创排的过程中，总导演张曼君和导演李惠琴用娴熟的戏曲传统技法和现代追求，为人物形象在舞台上的鲜活灵动做出诸多创新。主题曲的柔婉明快与令人窒息的情节节奏相互映衬；文本设置的三问、三答、三祭酒、三开棺、三让、三请等戏剧手法，与层层推进的心理节奏丝丝入扣；人物开合有度的身段创设，如“开棺”中用服装的象征性表达等，推进了剧情的高度紧张，并规避了舞台上常俗的视觉刺激。诸如此类，都呈现出张曼君用惯常的生命表达、剧诗表达游走于历史剧与现代戏之间的自由状态。特别令人赞叹的是，主演王子瑜保持着青年创作者的锐气，在功底扎实的舞台唱作表演中，成功驾驭了“泰伯”从中年到老年的形象变化，并在多重关系中完成了对人物心理、个性的细腻处理。无锡锡剧院青春的团队和他们严肃精进的状态同样令人敬佩，他们用极具朝气的艺术风貌，向悠久的中国精神致敬，也为锡剧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做出了有益尝试。

　　（作者：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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