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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见解、学术勇气与人格魅力

——兼论郭汉城对新中国戏曲创新发展的贡献

　　2019年1月28日，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以“郭汉城的治学精神、学术态度和丰硕成果”为主题，举办了第25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我们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个人学术生涯的一次总结，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从这位103岁、投身戏曲事业70年的学者身上，折射出新中国戏曲改革、发展、传承、创新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论题，基于这样的思考：郭汉城70年戏曲学术生涯与新中国成立70年同步，他至今仍在关心关注着戏曲的时代课题。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读懂了传统戏曲，承续了戏曲传统，从中选择了适合时代发展的戏曲精髓，通过自己持续的理论研究与戏曲创作，与诸多戏曲工作者一道，奠定了今天关于戏曲传统与创新的诸多共识；而他的学术见解、学术勇气与人格魅力，使其从推动新中国戏曲创新发展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戏曲70年发展过程中的杰出代表。

　　新中国70年戏曲发展史，既承续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千年历史，也经历了新的时代流变中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特别是遭遇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转型造成的极大冲击，才形成了今天的戏曲生态与样貌。这其中既包括了以梅尚程荀为代表的几代戏曲工作者的奋斗，也包含了戏曲理论家与艺术管理工作者的努力。戏曲传统从来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奔腾不息的大河，它汲取所经之处的一切水源，壮大自己，无论是贫瘠的山谷，还是丰沛的支流，大河都在永不停歇地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的戏曲工作者们一方面接续戏曲传统，在不可避免的对于传统的认识偏差中，确立着新时代的戏曲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这代人的手中，必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将新的创造纳入传统，形成新的戏曲传统。

　　有人说，郭汉城“从事了一辈子戏曲研究工作，做了两件事：前三十年讲戏曲好，今天讲、明天讲、后天还讲；后四十年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在今天看来，“戏曲好，戏曲不会亡”已经成为常识。但这样的观点却在戏曲低迷的时期，在对传统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时代，面临极大的问题。正如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是穷其一生对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思考而得出的判断，因而具有说服力，“戏曲不会亡”这样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戏曲发展过程中，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自信方能坚守的。郭老几十年如一日的天天讲，日日讲，影响了许许多多戏曲从业者，特别是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们，成为他们在当代戏曲发展遇到困境与挫折时的定心丸。

　　当然，这样的观点并非郭老所独有，但从他嘴里说出来，无疑格外铿锵有力。他对戏曲的热爱，他的学术见解、学术勇气与人格魅力，都使得他的观点具有特别的说服力。

　　郭老对传统戏曲的热爱，源自他对戏曲之美的心灵邂逅。他早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自1951年开始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兼省文联主任，开始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我那时年轻，读过几本书，自以为了不起，对‘旧戏’有很深的偏见，抱着鄙夷的态度，只用‘封建’‘落后’二词，就舒舒服服地骂倒一切。”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调演中，郭老观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评雪辨踪》《醉打山门》《刘海砍樵》等大量剧目，特别是徐绍清、彭俐侬表演的湘剧《描容上路》，“那有韵味的嗓音、优美的身段、细微的表演，揭开了一个普通妇女复杂、深邃、善良的心灵，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戏曲中竟有这样的珍品！”他第一次深深地爱上了传统戏曲。“那次会演，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剂良药……每一个剧目，都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熟悉又新鲜的天地，使我惊奇地感受到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和人民创造力的伟大。我这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或转折。”

　　从那时起，他从审美出发追逐着戏曲之美，一窥堂奥。他始终关注戏曲发展的实践，从大大小小的戏曲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欣赏戏曲之美。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听戏、评戏、写戏，参加各种研讨活动，与戏曲界的朋友交往、通信。至今他到底看过多少出戏，恐怕难以尽数。陈昌本先生1992年在“郭汉城学术成就研讨会”上发言说，他过去一年看了100多出戏，但还是比不上张庚、郭汉城、马少波等老一辈戏曲家。有一次看戏下起了暴雨，“他们拄着拐棍儿的，由人搀着的、扶着的陆续都到了。此情此景，不只是演员深受感动，连我们这些同志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为了更深入地进入到传统戏曲之中，他改编了数部传统戏曲，从创作实践中体会戏曲的精妙；他一辈子创作了许多诗歌，以诗言志，也以此方式磨炼自己写作戏曲唱词的功夫。郭老的勤奋，终身不怠，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诀！可以说，他对戏曲之美的发现，是他的戏曲理论观点不僵化、不偏颇的内在原因。

　　郭老的学术见解，也来自他在戏曲理论研究上的深厚基础。他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丛刊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顾问等职，2010年获聘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戏曲理论研究，由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至今仍代表着新中国戏曲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他对中国戏曲史论的深刻把握，特别是他从戏曲审美的角度看待戏曲问题，使得他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戏曲发展，也因此他的观点尽管也受到时代的影响，却不至于陷入到历史的局限性中。《郭汉城文集》十卷本中收录了郭老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发表的讲话讲课，在今天看来依然可读。1959年，郭老在总结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戏曲改革工作成就时，明确提出：“鉴别传统剧目的好坏，有用或无用，政治、思想的标准自然是重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艺术标准，包括技巧上、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1962年在《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几个问题》中他提出“进行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工作，还要了解剧目流变的历史，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够对它做历史的评价。”1980年，他在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以大量的生动实例，论述了戏曲推陈出新中的三个问题，如封建道德问题、清官戏、“打朝”戏，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的古为今用，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等等。1957年，在文化部演员讲习会上，他以《打瓜招亲》《打鸟》《调寇》等小戏为例，指出“美感的享受，实际上也包括启发人们认识生活和用高尚的感情对待生活的作用”“……以为只那些‘反封建’‘爱国主义’之类的概念才有教育意义。硬把这些概念塞到剧本里去，去‘加强’它的教育意义。被这样修改坏了的剧本不止一个两个……”这些对于戏曲艺术的审美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分析与阐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2019年，湖南花鼓戏《蔡坤山耕田》演出后，有些专家认为，尽管这算得上是部好戏，但总是觉得这样的主题立意不够宏大，民间性太强，思想性欠缺，不敢给予它充分肯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郭老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探索，始终致力于建立戏曲改革与创新的基本共识，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坚持正确的观点，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还需要有学术勇气。在《坚持戏曲“推陈出新”的方针》一文中，郭老对于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观点“旧剧是继续传播封建意识的渠道”进行了指名道姓的商榷。理论观点可以见仁见智，但直面分歧，勇于探讨的精神，却是理论工作者最为宝贵的精神气质。

　　1986年，郭老在纪念汤显祖年会上的发言中这样说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必然要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在精神领域里引发出人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等一系列变化；二是在全社会规模上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相互影响，呈现出错综复杂、眼花缭乱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论的危机，恰恰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时机。”这是多么睿智的见解！这样的判断，来自戏曲理论家之口，它和思想界、文化界的观点一道，构成了紧随时代的深刻见解，对于中国文化朝向21世纪的迈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郭老的人格魅力，也是他强大影响力的力量根源。

　　作为一名中国文化报社的记者，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与郭老相识，因工作的关系常有接触。那个时候郭老已过古稀之年，每次出差，他都坚持自己提行李，从不要别人帮忙。与其他年轻许多的专家一同出行，他从不要什么特殊待遇。向他约稿、采访，他总是态度认真、一团和气。进入期颐之年，他仍然关心着戏曲事业，但因为视力听力的原因，没办法到剧场看戏，就在家里观看光盘。山西省晋剧院的同志给他送去现代戏《红高粱》的光盘，他特意找到莫言的原著看了一遍。他从《中国戏剧》看到安志强先生写的评剧《红高粱》的文章，又特意把他请来，听他介绍很多当下戏曲舞台的新成就、新问题、新观点，然后才写出了《关于现代戏的叙事结构》的文章。百岁老人的严谨与认真，令人叹服！

　　古人说“仁者寿”。去年我们举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为了照顾高龄老人方便与会，特意选择了郭老附近一家酒店，一旦体力不支，即可离会回家。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郭老始终认真倾听发言，有时用手将耳朵前推，似乎想要达到去除噪音的聚音效果，好让声音听得更为清楚。我这个主持人没有掌握好时间，与会专家发言踊跃，远超过当初预期时间，但郭老没有一丝倦意。研讨会结束后，他做了简短发言，感谢所有人的参与。媒体记者们纷纷上前请郭老题字，他一一接过，问清名字，再一个一个写上去；文化报理论部刘茜长期联系郭老，他随口叫出她的名字，写下不一样的题字。午餐就订在附近的餐厅，郭老也与大家同行，席间谈笑风生，与大家一起回忆起许多陈年往事。阳光透过硕大的窗户玻璃，照进室内，照在百岁老人身上，映出淡淡的光辉，充满着温馨的氛围。

　　我说，智者寿。郭老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与不愿停歇的探索，使得他进入104岁高龄而依然身体不老、精神不老，这是上天的眷顾，也是对他终其一生贡献于戏曲事业的最好回报。

　　作者：徐涟，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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