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歌曲《我的祖国》在吸收转化中国传统曲艺元素和西方音乐形式基础上，构造出属于当代中国的民族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借由倒错的“领唱+合唱”的结构，以合唱之声反向指引领唱之声，将党的声音化作人民的声音，从而重塑人民的肉身。通过自己的喉咙歌唱出这些声音的每个人，都是当代中国的表达主体。这种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广泛并持续地作用于当代中国人的感觉结构，是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实践的代表性案例，能够体现当代思想具身于人的方法。

【关 键 词】 《我的祖国》 人民uedbet全球体育 身体的媒介化 文化政治

随着电影《上甘岭》的上映，歌曲《我的祖国》也传入千家万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乐句，承载着数万万中国人对祖国美好河山和壮阔历史的想象，跨越70年的时光，至今仍扣动着人们的心弦，引发无数人的情感认同。

音乐与歌唱在当代中国构建民族和革命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注重音乐工作，在戏曲改造、新秧歌运动、新歌剧探索方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也通过组织各类歌咏活动，引领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等各类人群在音乐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投身现实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uedbet全球体育界扩大旧戏改革的力度与广度，也持续推进音乐史诗、歌剧、艺术歌曲、新民歌等各类型的创作，产生了《东方红》《歌唱祖国》《我的祖国》《英雄赞歌》《九九艳阳天》《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小河淌水》等数不尽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至今日，非uedbet全球体育专业的民众也许不再主动接触20世纪40至70年代的uedbet全球体育，但往往能吟唱昔日的篇章，并为之昂扬或感动。可见，音乐极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记忆和情感。

音乐是一种复合艺术，从编创到排演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加入巧思，融入创作者的思想和时代的话语，融合古今中外多种uedbet全球体育样式，引导并影响听众。此前，学界从文化政治和艺术形式探索等方面入手，对这一时期的音乐作了分析：就前者而言，研究者结合宏观的uedbet全球体育制度与具体的文本，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审美机制建构；就后者而言，研究者通过解析音乐作品的形式特征，阐释音乐作品如何吸收中外uedbet全球体育要素而形成当代中国的“民族形式”，使政治意图落实于uedbet全球体育表现手法。当前，对人民uedbet全球体育的研究普遍侧重考察作品如何承载意义，而读者对于话语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阅读、复述乃至传播作品的过程中成为另一层的“创作者”，是uedbet全球体育发挥文化政治作用的关键环节。作品如何起到动员或组织作用，如何与读者的文化习性进行对话，适应读者需求又引导读者，尚需进一步讨论。

在调动民众情感与思考方面，音乐具有极大的优势：它富于直观的冲击力和强大的感染力，可以让听众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空间中；旋律与曲词韵律也容易上口，便于歌曲内容和思想的记忆与传播。当置身在音乐环境中的听众受到感染，随着音乐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等于用自己的喉咙讲述了中国故事，此时，人民的身体成为了uedbet全球体育作用于他们自身的媒介。

《我的祖国》自诞生之时就广受欢迎，数十年来传唱不息，足以构成这一时期音乐作品中的代表作。因此，本文以这首歌曲为切口，通过考察其词曲及所采用的“领唱+合唱”结构对民众的调动作用，管窥当代中国uedbet全球体育如何引导人民感知中国和世界，形塑人民的感知方式与文化习性。

一、中西uedbet全球体育交融下的民族主体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制作重点影片《上甘岭》，以呈现抗美援朝战争中将士们的英雄形象。为充分凸显影片主题，增强感染力，影片导演沙蒙邀请因创作了《工人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而广受欢迎的作曲家刘炽谱写主题曲。刘炽看到最初的主题曲歌词后，表示它难以实现广泛传唱的目标，建议沙蒙邀请已经与自己合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重新创作歌词。乔羽接到任务后，充分学习英雄人物的事迹，并结合自己的感悟撰写歌词。这次的歌词得到了刘炽认可，他闭关多日，写出了《我的祖国》的旋律。沙蒙听到完成后的《我的祖国》，备受感动，预言即便影片不再公映，歌曲也必会留传。一切确如沙蒙所料，乔羽和刘炽默契配合下的这首歌曲引起广泛反响，数十年来传唱不息。

从歌曲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作曲家刘炽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确定了何为合适的音乐表达。因此，要理解《我的祖国》的创作理念与形式特征，需要从刘炽说起。刘炽是当代中国重要的作曲家，创作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祖国颂》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并参与歌剧《白毛女》的乐曲修改、革命史诗《东方红》的谱曲工作，可以说在20世纪40至70年代最主流的乐曲创作中都有刘炽的身影。刘炽出生于陕西西安，自幼对曲艺感兴趣，因家规严苛，不准孩子唱唱闹闹，他便利用自己打扫三仙庙获得的酬劳，跟鼓乐社学习，接触到民间音乐。1934年，刘炽到西京印书馆做排字童工。西安事变后，刘炽辗转参加红军，后被分到人民剧社，参与舞蹈、歌咏等表演。1939年，刘炽考入鲁艺音乐系，学习作曲和指挥，其作曲才华获得冼星海认可。在uedbet全球体育采风活动中，刘炽奔赴鄂尔多斯草原采集蒙古族音乐，后来也整理过迷胡音乐、道情音乐、秦腔音乐、陕北民歌等。新秧歌运动中，刘炽担任秧歌队的总导演，参与作曲和编排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刘炽随uedbet全球体育工作团前往东北，挖掘东北民间音乐，创作出《工人大合唱》等一系列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炽调入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和作曲工作，此后也在北京师范学院、燕京大学等单位任教。

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刘炽打下了扎实的民间音乐和西方音乐基础：他自幼受到民间曲艺影响，并且在延安期间参与了民歌民谣的采集和秧歌剧创作等工作，积累了民间音乐的深厚经验；他在鲁艺期间接受冼星海的指导，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主旁听苏联专家来华教授的课程、吸取各种音乐经验，因此也具备比较全面的西方音乐知识素养。1962年，针对周恩来认为歌剧《白毛女》中乐队声音太大因而要“拆音墙”的要求，他致信周恩来，逐条分析导致“音墙”的因素包括中国剧场音响学问题没解决、作曲家没有做好编排设计、演员缺乏歌剧训练因而声音放不出来、以及现场指挥没有做好声音的平衡等，并针对具体问题，提供了切实的改进意见。刘炽对剧场条件的把握、对歌剧发声的要求、对作曲及指挥在音乐平衡上的修改意见，充分体现出他系统掌握了中西方音乐技术，能够对民族音乐提出有力且原创性的见解。

这样中西方音乐基础兼备的刘炽，在介绍《我的祖国》的创作缘起时，选择强调这部作品是由考察和提炼民间音乐而来的。他回忆称，为了创作出能够让人民喜爱的歌曲，他调查了1949至1955年间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最喜欢的二十几首歌，又从中选出十首，包括新创作的抒情歌曲《二月里来》《江南三月》《纺棉花》《沙原情歌》、民歌《五哥放羊》《康定情歌》《小河淌水》《对面山上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小放牛》以及根据《小放牛》改编的《卢沟答问》，最后，他受到《卢沟答问》的启发，产生了《我的祖国》第一句的动机。刘炽对民间音乐的吸收，也成为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者和研究者在分析刘炽音乐贡献时公认的特点。不过，《我的祖国》虽从由民歌改编而来的《卢沟答问》获得启发，但这首歌曲既源于民间，又不局限于民间。刘炽参考的乐曲，也是既有民歌、也有吸收民歌要素的专业创作。因此，刘炽的创作是综合民间曲艺和专业创作的成果。在此后的回忆中，刘炽多次提到作品的民族性，如“在旋律的结构、和声的配置，合唱和乐队的烘托，我着力追求两点：1. 民族风格；2. 时代感情”。姑且不说对“结构”和“配置”的设计已经是现代音乐学科的创作思路，“合唱和乐队”也不属于民间音乐，因此，刘炽口中的“民族风格”不只是民间的风格，有必要重新确认他所谓的“民族风格”的具体所指。

被视为“民族形式”讨论源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为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而提出的，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讨论uedbet全球体育发展应以民间uedbet全球体育为重还是现代uedbet全球体育为重的问题。到1939年，向林冰将民间形式视为“中心源泉”，激起注重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葛一虹、胡风等人的反驳，“民族形式”论争才真正拉开帷幕。向林冰一方将民间uedbet全球体育形式视为uedbet全球体育的根基，而葛一虹一方坚持uedbet全球体育应继承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前者看来，“民族”是从民间生发出来的，而后者则关注“民族”的现代意义。双方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民族”，即应当在中国文化脉络中挖掘并整理构筑出“民族”，还是基于现代文化思想中的“民族”去重整中国文化资源。针对各方观点，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提出要从现实出发，将民间形式和新文化形式均加以吸收和改造。这种说法看似折中，但“从现实出发”的“现实”，是中国置身在世界革命的大环境中、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抵抗压迫，所以中国既有现代化的要求，也有保持民族独立性的要求。同时，由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左翼uedbet全球体育与苏联的关系，这个“现实”还包含中国需要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因此，郭沫若强调“从现实出发”，是指中国应当以自身为主体，基于革命的现实来吸收转化多种uedbet全球体育，即以现实需求为本位，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因需求而传承或转变。贺桂梅在对“民族形式”的分析中指出，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论争、到50年代中期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最高原则的文学创作，普遍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现代文学、中国传统uedbet全球体育三者中借鉴资源，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性为主导，以现代文学为主要继承对象，以中国传统uedbet全球体育为辅助性构成要素的等级关系”。直到五六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借鉴和改造古典中国的诸种文化和uedbet全球体育资源，上升到了最重要的位置”。结合发展历程来看，这意味着对古典的强调，是在已经形成现代民族和阶级意识的基础上发生的。李杨曾分析《黄河大合唱》内在的西方现代思想与形式内核，指明uedbet全球体育工作者强调自己注重“民间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的背后，具有明显的现代思维，尽管这一分析针对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但其解析出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也切实延续到了当代。

刘炽也坦诚自己接触了多种uedbet全球体育资源：“读书方面，我读的路子也很宽。包括18世纪德国、19世纪俄国的。中国从屈原起，一路读下来。一切为我作曲服务，把触角伸向各个姊妹艺术的角落去。我把《莎士比亚全集》读了七八遍。因为我觉得戏剧这种艺术是组织人的感情的逻辑学。你搞音乐创作，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汤显祖、李笠翁、关汉卿的，我也读得手不释卷……曹禺等一些现代作家的我也读。……毕加索、列宾的画展我都去看。”所以，刘炽不仅是将西方uedbet全球体育加以中国化，贴合中国的韵律和审美习惯，在对中国本土uedbet全球体育资源的利用上，也是将它们加以现代化之后再利用。刘炽在多年后回顾《我的祖国》的谱曲经历时指出：“从我九岁学西安鼓乐起，陕西的秦腔、郿鄠，关中民歌；十五岁到延安后的陕北民歌、道情，蒙古民歌，京剧，山西梆子、绥远的二人台；东北二人转，山西民歌，东北皮影戏及新中国成立后我所接触、研究过的各种民族音乐(包括宗教音乐，各兄弟民族音乐)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潜移默化的影响”意味着它们是影响因素，不是“我”创作的基石。当代中国歌唱的基底是现代的，也正因为它的基础构架是现代的，才格外强调吸收民间要素。创作者、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者在当时及其后回忆这些音乐的创作时都会强调其中的“民族”或“民间”要素，恰恰是因为其中的现代要素是不言而喻的。刘炽称自己因为民间传统而创作了《我的祖国》，既可能是自觉地参与重构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可能是受到这一时代重构“民族”叙述的影响下的无意识结果。无论哪种情况，这一表述都反映出当代中国在中外文化共同的作用下，构筑了关于自身的叙述，并使这种历史文化认同深入人心。

由此回观《我的祖国》采用的艺术形式，不仅合唱部分明显采用的是由西方颂歌发展而来的合唱样式，领唱所采用的民间曲调，也是经由新的音律、节奏调整过的民族唱法。领唱郭兰英自幼学习山西梆子，其发声方式已然形成了戏曲发声的习惯，她自觉坚持这种演唱方式，将这种方式带入后来的新歌剧创作中。但歌曲的曲谱是按照现代中国音乐的节奏、旋律来制作的，所以最终表现出的是一种结合了戏曲、曲艺唱法与现代之音的演唱。当代中国音乐甚至进一步“现代”化了：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音乐相比，尽管左翼音乐在合唱时也尝试采用美声唱法，但歌手的发音习惯受曲艺影响比较明显，所吸收的西方音乐要素往往是流行音乐的爵士、伦巴等音乐形式，合唱曲在恢弘程度上较之当代还较弱；而当代中国的合唱在左翼音乐基础上又向西方式的美声推进一步。这样的声音被视为“民间”和“民族”之声，反映出“民族”以及“人民”都是当代中国所重构的成果；人民的文化习惯也非古已有之，是重新习得了一种文化趣味。反过来说，强调歌曲中的“民族”和“民间”要素，也是对“民族”和“民间”的重新指认，这样的表述意味着当代中国所认可的“民族”和“民间”本来就是经过现代化的“民族”和“民间”。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祖国》这一题目也在提醒，这首对中国的告白也是对中国的定义，何为中国、何为中国的民族形式、何为能够歌唱祖国的“我”，都在艺术的重新加工中获得新的认定标准。

二、“领唱+合唱”模式与“人民”的两个身体

在观念上重构民族容易理解，但是这种重构的民族观、民间观如何作用于人，调动听众的认同呢？这就需要考察歌曲如何处理话语的声音与人民的声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如何引导听众的认知与情感。

刘炽介绍自己创作《我的祖国》时所参考的十部作品都是独唱或对唱，而《我的祖国》的一大特征就是采用了领唱+合唱的形式，这一形式的选取反映了刘炽的思考，可以成为考察他创作理念的一个切口。

通常来说，领唱代表引导的声音，适于表现党的指引；合唱富于团结感和力量感，适于表现集体的力量。以合唱来体现集体的力量也确实是20世纪40至70年代音乐的主流：自左翼音乐发展之时，劳工歌咏便逐渐发展起来，合唱在工厂、广场等场域成为释放无产阶级力量并呼唤工友参与的重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众多歌曲也采用合唱形式，体现中国人民共同歌颂祖国的声音。所以，“领唱+合唱”容易被解读为党的代言人领唱而人民进行合唱。但在《我的祖国》中，领唱部分的音乐动机源自《卢沟答问》，是带有民歌色彩的作品，合唱部分采用的是源自西方的合唱形式，带有uedbet全球体育现代化的意义。这意味着歌曲在领唱部分表现出民间性，合唱部分体现出现代性。所以，若“领唱”代表党、“合唱”代表人民，就等于说以民间代表党、以现代代表人民，是不符合惯例的。同样的，刘炽创作的歌曲《英雄赞歌》也采用同样的构成法，歌曲领唱部分的动机来自蒙古族歌曲《巴特尔陶陶呼》，起首歌词也充满了中国民间uedbet全球体育风格：“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恰似说书人的开篇。可见《我的祖国》并不是孤例，刘炽在处理《我的祖国》的“领唱+合唱”时，是有意识地以民间的声音作为引领，而进入一种西方合唱形式。所以，有必要结合歌词和歌曲出现的语境，重审领唱与合唱各自代表的意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的祖国》中领唱的女声第一段，描绘了中国的基本样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里既有中国的自然景观，又有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状态。领唱结束后，合唱“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给予了这个“中国”以定性(“美丽的”“辽阔的”“明媚的”)。随后，领唱继续歌唱中国人民的美丽、勇敢与开拓精神：“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此时的中国便表现出了现代化的决心和动力。随即合唱的声音再次定性“英雄的”中国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表明中国既历史悠久，又勇于拓新。到了第三段，领唱再次歌唱中国时，已然是定性式的：“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而后合唱补足中国是“强大的”“温暖的”“和平的”。于是，合唱引导领唱者一步步认识中国，为领唱者原本认知的中国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启发领唱者按照合唱者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中国。

领唱+合唱的配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合唱者可以是领唱者声音的放大。以乔羽和刘炽第一次合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为例，它采用了娓娓道来的语气：

(领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二声部合唱)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尽管此处也采用了领唱+合唱的形式，但合唱部分顺着领唱部分的曲调和节奏，可谓同一种声音的扩大和补充。而《我的祖国》则不同，它在曲调设计上着意营造出对话感：领唱部分大量连音，营造舒缓的风格，进入合唱部分连音减少，字与字的节奏更加突出；在强音节奏上，合唱部分也明显更加顿挫，营造出更强的行进感。这些处理都表明领唱和合唱是两种声音，合唱部分更强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形成了强大的说服气势，言之凿凿地确定了“中国”的特性。可见，刘炽是有意识地设计出“合唱”对“领唱”的说服和引导。第一段词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无时间感的中国，它既可以是当下，也可以是千百年前的中国。随后，这个中国被赋予了勤劳和英勇的特质，特别是进入第三段，对话双方明确引入革命历史，展现中国在面对敌人时的抵抗力量，此时的叙述对象指向了当代中国。合唱者发出的声音始终指引领唱者形成更加清晰的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从认识中国的自然形象，到认识生长于此的人们的勤劳勇敢，再到更加明确其中的历史发展和革命意识。所以，恰恰是合唱代表了党的声音，领唱仿佛在向合唱的声音发问，并通过获得的答复而重新指认了自身。

明确了合唱代表党的声音，领唱/合唱与民间/现代的对应便说得通了，但另一个问题浮现了出来：领唱者代表谁？如果领唱者代表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人民”，那么人民领唱、党合唱，岂非意味着人民领导了党？这固然可以说歌曲反映了党代表人民意志，但不符合这一时期uedbet全球体育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的方向与惯例。所以，还需要继续考察领唱者的身份，以及其身份和歌唱形式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歌词来看，虽然是合唱在与领唱唱和中定性了“美丽的祖国”“英雄的祖国”“强大的祖国”，但中国何以美丽、英雄且强大，则是领唱描绘出来的，所以，领唱者已然具有了合唱者想要教给她的意识，她只是需要合唱者引导自己更准确地理解和表达。刘炽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的《英雄赞歌》，作为另一部领唱+合唱形式的歌曲，更是由领唱引出歌唱英雄的目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而后在合唱中完成了对英雄的定义与歌颂(“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所以，领唱这一“个人”，是尚待形成更清晰集体意识但属于集体一部分的个人。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领唱者为了让集体一同唱出新中国的声音，特意扮演了一个需要被引导的人，歌曲复现了“新秧歌运动”中《兄妹开荒》式的处理方式：勤劳的哥哥为了试探妹妹并让妹妹讲出劳动的意义，特意扮作一个懒惰的“二流子”，待妹妹唱出劳动的价值之后，再与妹妹二重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的领唱者也仿佛扮作了尚未准确理解中国的个体，待到群体的声音响彻时，重新回到集体中进行合唱。无论采用哪种解读方式，个体是源自集体的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

曲调的设计也服务于领唱与合唱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合唱尾句是对领唱尾句的自由模进(见图1、图2)。

图1 领唱

图2 合唱

这种衔接让整首歌回环往复，直到结尾处的提升才结束。一方面使旋律上更好地接合下一段领唱，构成完整的乐曲旋律；另一方面，形成了很好的表意效果，合唱借此复述而又调整了领唱的声音，营造出和领唱间的对话，并表明领唱的声音已经被合唱所吸收。

郭兰英采用的演唱方式也呼应了这种民间与现代、个人与集体的表意关系。如上文所述，她一方面受到传统戏曲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音乐基础在歌唱的曲调、节奏和唱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她个人的声音中已包含现代的、集体的声音，最终汇入集体的合唱。

再结合歌曲出现的语境来看，《我的祖国》是为电影《上甘岭》而作，在片中它的领唱部分出自卫生员之口，本就是群体中的一员的歌唱。同样，《英雄赞歌》也是由抗美援朝部队文工团的刘芳(也是英雄的妹妹)来领唱。个人并非外在的个人，他们属于集体的声音。这些歌唱也协助展现影片的主旨，体现英雄都是属于集体的英雄。英雄形象的呈现容易使作品有渲染个人英雄主义之嫌，所以影片在凸显个人英雄时，在英雄身后响起集体的歌声，提示观众注意到集体是英雄的支撑，英雄源自集体。比如在《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固然是以个人的形象出现，但在他牺牲的情节中，背景音里始终回响着集体的合唱，让观众充分感到他背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存在。

既然领唱者也是合唱者，“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那么，领唱与合唱发出的就都是“人民”的声音。此时，“人民”具有了双重的身体：他/她既是提出问题的人，是等待被引导的人，也是作出回答的人，是集体声音的载体。“人民”和“党”占据了相同的位置，既表明党代表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也涵盖了党的存在，此时，“人民”成为“党”在实践世界中的化身。从“人民”同时是领唱和合唱、领唱者也在合唱者之中的身份来看，以《我的祖国》《英雄赞歌》为代表的歌曲在呼唤民众的方式上，并不表现为吸引人民的认同，而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人民已然认同，歌曲是通过打造理想的人民之声，教导听众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已然存在和确定的认同。当听众响应歌声的呼唤而参与歌唱，他们就是作为重构的“新中国的主体”而发出声音。

创作者对人民之声的处理表明当代uedbet全球体育高度自觉于“人民”的建构。“人民”所发出的合唱声音是一种源自西方音乐形式的歌声，它显然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创作者深知“人民”是中国思想现代化之后的造物，所以，其笔下的“人民”之声是加工后的声音，为这种声音所呼唤并响应这种呼唤的民众，成为了合格的“中国人民”。由此回观《我的祖国》的创作过程，刘炽推荐乔羽重新作词，并在乔羽的歌词的基础上作曲，而乔羽的歌词所营造出的就是一个理想的恒定的中国面貌。词作者乔羽被称为当代中国泰斗级的词作家和剧作家，他创作的《我的祖国》《祖国颂》《人说山西好风光》等著名歌曲广受欢迎。他还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诗词创作工作，并作为剧作家创作了电影《红孩儿》《刘三姐》等的剧本。乔羽1927年生于山东济宁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升入高中后因家境困难而做了一年小学教员，1946年入晋察冀北方大学学习，此后参加了多次土改运动，也开始了自己在诗歌、小说、秧歌剧上的创作。1948年，乔羽调入华北大学三部戏剧创作室，进入专业创作阶段。从乔羽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在革命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具有一种稳固的理想中国的想象和呈现方式。如《让我们荡起双桨》中推开波浪的小船、倒映白塔的水面、水面上的阳光和水面下的鱼儿，无不是美好安宁的景象；《人说山西好风光》中写道，“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不怕千般苦，女儿能绣万种花”，都在描绘理想和美的中国，这个中国不论经历多少苦难，其本质都是美和善的。刘炽选择乔羽来创作歌词，就选定了这种理想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并借由歌曲让每个演唱者和听者都相信这就是中国，每个勇敢勤劳的中国人就是他们自己。它以不曾启蒙但已然启蒙的方式，塑造了听者感知中国和自身的模式。

三、话语的身体化，身体的媒介化

《我的祖国》以人民的自问自答讲出了当代中国的形象与历史，使大主体的声音具身于个体的人。这个具身过程需要切实动员民众参与才能实现。所以，有必要继续考察歌唱形式的动员能力及其效果，这也是以形式力量打动人心的uedbet全球体育之能力的具体体现。

歌曲采用民歌形式的领唱与美声形式的合唱，循循善诱每个个体进入集体：一方面，民歌曲调合乎中国听众的审美习惯，容易引起听众的注意，起到抓人的效果，并结合这一部分歌词对家乡的描述，调动听众对自己家乡的联想；另一方面，合唱的部分以强大的力量感歌唱出中国人对祖国的自豪，被代入歌声中的听众为合唱的声音和声场所感染，加入合唱、融入合唱。歌曲内部固然构成答问关系，但其效果却是向歌曲外部发出的。他们向听众提问并为听众做出回答，唤起/建构听众心中的参与欲求。领唱+合唱的形式也成为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合唱部分的感染力可以不断吸引听众参与，加入合唱的仪式；领唱的旋律也朗朗上口，可以为人随时哼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民族形式”的探索不仅可以用来塑造民族文化特性，也具有现实的功效性。

韵律的使用也起到了呼唤听众的效果。《我的祖国》主要以(u)an、ang为韵脚，这是当代中国音乐的常用韵脚。从音乐艺术的特征来说，鼻音韵尾便于鼻腔共鸣，容易实现抒情效果，有助于增强合唱部分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歌曲意图。这类韵脚也有利于形成对革命的印象，引导听众认同革命事业。朱羽对贺敬之《雷锋之歌》的分析中特别指出了诗歌在eng、ing、ong三个韵脚间转换，最终是要指向三个核心词——“雷锋”“革命”和“英雄”。人们在诵读诗歌时，不断因为这些韵脚而重复对雷锋(eng)之英雄(ong)性的认同。这些韵脚也联系了“人民”“弟兄”“群众”等语汇。诗歌以“雷锋”为中心张开了一张弥散的网络，组织起读者的情感，将读者引向了对集体性的感性生活方式的认同。但准确地说，这种处理非一人之功。就音乐领域来看，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歌曲有相当一部分采用鼻音韵尾，如《东方红》的ong和eng，《团结就是力量》的(i/u)ang，《歌唱祖国》的(i/u)ang，《洪湖水，浪打浪》的ang，《九九艳阳天》的(i)an，《十送红军》的an，《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的(i)ang，《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i)ang，《唱支山歌给党听》的in和ing，以及刘炽三首代表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i)ang，《我的祖国》的(u)an和(u)ang，《英雄赞歌》主歌部分的(i)ong、ing、eng，等等。如朱羽所揭示的，这些鼻音韵尾很容易与“太阳(iang)”“解放(ang)”“革命(ing)”“英雄(iong)”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符号网络。贺敬之以“雷锋”为中心张开的符号之网是巧妙的，这是当时中国音乐常用韵脚之网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重复这些音韵时，持续强化对“革命”“英雄”“解放”“光明”“太阳”等意象的感受。乔羽也置身这一韵脚网络之中，并参与这一韵脚网络的继续编织。《我的祖国》以(u)an、ang为韵，将中国的山水风光、人民的勤劳勇敢与“解放”“宽广”的道路联系起来，让人们在聆听和演唱中逐渐感受到中国走在光明阔亮的大道上。

《我的祖国》以及以《我的祖国》为代表的一系列歌曲还采用三到四次的曲调重复，为听众参与合唱提供了条件。歌曲所在的影片演示了听众如何加入合唱，即卫生员领唱后，坑道内的战士们受到感染而加入合唱，且合唱之声逐渐增强，可以设想有越来越多的将士逐渐加入合唱队伍。如果说电影《上甘岭》表现的是已经熟悉歌曲的战士们进行的演唱的话，《英雄儿女》则展现了歌曲的习得过程：歌曲第一段时，王芳作为领唱者进行演唱，此时合唱者只有舞台上的文工团员，镜头扫到台下的战士们时，战士并不参与合唱；到第三段落，台下观众也融入合唱队伍中，可见他们在合唱中习得了旋律和曲词，逐渐成为歌唱的一员。

重复不仅便于听众在聆听过程中学会演唱，也强化了合唱的仪式性。大卫•科泽指出重复可以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并组织社会群体，从而构筑象征。“权力必须披着象征的外衣才能表现出来。象征是支持政治统治秩序的必需品，而对于推翻这种秩序或用不同的政治制度来取代这种秩序来说，象征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合唱活动不仅在重复中引导观众参与进来，它也将参与的行为化作一种仪式，进而为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助力。

作为仪式的合唱协助完成了对中国的叙述与抒情，有效带动民众成为中国的歌颂者。有影像保留下来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展示了合唱在当时如何发挥作用：在演出的最后，舞台上开始合唱《国际歌》，舞台指挥则渐渐从面向舞台转向了面向观众席，台下的观众也在合唱《国际歌》。此时，整个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大舞台，观看者也是演唱者。当这一幕在电影中呈现时，合唱进一步穿透了银幕，成为对全体国民的呼唤。观看演出、观看电影构成了对这场歌颂的参与，所有的观看者都仿佛进入了一个仪式空间中，切身感受到自己作为新中国人民的一员，追怀历史，面向未来。

如果说舞台电影《东方红》带有一定表演的性质，不足以作为合唱在中国已然铺开的依据，那么当时的新闻报道则可佐证合唱的“仪式”在当代中国的成效。如1958年广泛组织的歌咏大会，劳动节期间北京“全市大约有一百万人唱会了‘社会主义好’等五首歌曲”；“会场上4万多人齐唱‘人民公社好’，歌声响彻云霄。简练的歌词大大鼓舞了群众，使他们明确了公社的性质和好处，更坚定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心”。1961年中日友好交流期间，日本合唱团来到中国，“日本歌唱家和北京各业余合唱团互相演出对方国家歌曲节目，使整个晚会充满了亲切的友好气氛。当日本朋友用中国话唱完中国歌曲《社会主义好》和《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的时候，台下一千多北京职工一阵又一阵地热烈鼓掌，掌声持续达几分钟之久”。由此可知，当时人们确实将歌唱当作调动情感认同的重要手段。2020年，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一秒钟》，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巡回电影放映的状况，片中《英雄儿女》放映时，围绕在屏幕前后左右的所有观众一同合唱《英雄赞歌》。在这样一部解构50至70年代的英雄叙事的影片中，张艺谋仍然浓墨重彩地展现影片歌曲对观众的吸引力和现场大合唱，说明这样的场景深深印刻于张艺谋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中，从侧面反映出合唱曾有过的感染力。更不用说自发表之际便广为传唱的《我的祖国》，不仅在前线和仪式中动员共同情感，也融入民众日常，引导人民的生产劳动实践。近年来，《我的祖国》作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活动中的代表性歌曲再掀传唱高峰，又一次显示出它在呼唤民众在歌唱中形成对“祖国”想象与认同上的力量。上述广为传唱的歌曲也表明，《我的祖国》固然有它的独特魅力，但歌唱所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每首形成影响力的歌曲都参与塑造了民众进行表达的方式。这样的歌声不仅参与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形象和叙述，也塑造了每一位作为歌唱者的人民，对中国的认同化为每个人的感知方式，进而融入日常生活。

结语

马克思主义uedbet全球体育理论提出uedbet全球体育需要将它的接受主体一并构建出来，人民uedbet全球体育需要以构建出人民为最终目的。但人民并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所以人民如何具身，是构建过程中必须考虑的环节。歌唱在当代中国的主体构造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直观的声音询唤了听众，实现了对听众的思想和情感动员。同时，话语借由“人民”之口歌唱出来，人民的身体也具有了媒介性的作用。至此，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切实作用到每个个体身上，指导并落实于实践。

这些歌曲的经久不息，反映出这种感知方式对中国人的持久效力。当下人也会因为“一条大河”等乐句而由衷产生对中国历史与空间的联想，说明这种uedbet全球体育呈现已经化入中国文化习性。布尔迪厄提出的“习性”是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它一方面合乎历史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内化于人，行为人通过这种身体化了的制度“使自己从属于制度中客观化了的历史。故此，习性能使行为人生活于制度之中，在实践中占有制度，从而使制度保持活力、生机和效力” 。制度通过成为每个人的身体，使人们在自主行为中实践，化为文化的一部分而持续发挥作用。这可谓人民uedbet全球体育探索留给当下的经验和启发。

作者：朴婕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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